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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物醫藥領域的創新藥物研發為疾病治療帶來了革命性突破。然而，關于美國在推動全球醫藥創新中所承擔的角色，爭議日益增多。這一問題常被稱為“搭便車”（Freeloading），美國一些人士用它來指責一些國家不僅在國防安全上依賴美國，還在新藥研發領域依賴美國市場。美國消費者和聯邦政府通常需為藥品支付更高的價格，而其他國家的政府則通過協商降低藥品價格或實施價格管制來減輕負擔。

早在2003年，時任美國藥監局（FDA）局長的馬克·麥克萊倫（Mark McClellan）在首屆國際仿制藥研討會（First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Generic Medicine）上就曾指出，美國承擔了全球新藥研發的大部分成本，并對歐洲的藥品價格管制提出批評，認為其他高收入國家應為藥品研發支付更多費用。

近日，前路易斯安那州州長、曾任美國衛生部助理部長的鮑比·金達爾（Bobby Jindal），與現任“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健康美國中心副主任的查理·卡泰比（Charlie Katebi）聯名發表觀點，強調美國不應承擔大部分藥物研發成本。他們指出，當其他國家系統性地降低藥品費用支出時，全球范圍內的藥品研發和創新都會受到影響。

放開藥價對全球都有好處？智庫支招美政府

文中指出，其他高收入國家通過其醫療系統與制藥公司談判，獲得大幅折扣。數據顯示這些國家支付的藥品費用平均僅為美國的24%。僅在2018年，價格管制使得在其他高收入國家的藥品銷售額減少了77%，達到2540億美元。這種“搭便車”行為使這些國家能夠享受美國藥物創新的成果，卻無需承擔相應的研發成本。

作者認為，盡管“搭便車”對其他國家有政治吸引力，但這也直接損害了美國的健康利益。研究表明，全球藥品銷售額每增加25億美元，就能激勵制藥公司為特定疾病開發一種新藥。然而，當其他國家系統性地壓低藥品價格時，全球市場縮小，導致制藥公司減少新藥研發，最終使患者因缺乏創新療法而陷入困境。

如果其他國家按照市場價格支付藥品費用，制藥公司將能夠投入更多資金用于研發和生產新藥。2018年的一項研究估計，若取消發達國家的藥品價格管制，到2030年，制藥公司每年將多研發8至13種新藥，可能使全球平均壽命延長近一年。

除了強調問題所在，該文還為美國政府支招，提出兩項舉措：

利用Medicare施壓：這些政策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內首次提出，旨在根據其他高收入國家的藥品價格，限制美國聯邦醫療保險計劃（Medicare）對某些藥品的支付金額。一旦美國的藥品價格與其他國家對齊，制藥公司將無法繼續依賴美國市場資助研發，從而迫使它們終止與低價國家的優惠協議，確保這些國家支付更高的價格以支持藥物創新。

通過貿易手段施壓：白宮還可以利用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向其他國家施壓，要求其放棄“搭便車”行為。歷史上，USTR曾通過貿易政策手段推動其他國家調整貿易策略。盡管相關政策的執行效果存在爭議，但貿易工具可以在國際談判中發揮重要作用。類似地，USTR可以通過貿易談判或政策工具，推動其他高收入國家提高對藥品研發的成本分擔，從而支持全球醫藥創新的可持續發展。

全球各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藥價管制

確保藥品的可及性、可負擔性一直是各國，包括高收入國家在內的主要關切，并將持續面臨挑戰。

2015年，世界衛生組織（WHO）發布了《國家藥品定價政策指南》，旨在幫助各國，特別是中低收入國家，制定適合的藥品定價策略。該指南于2020年更新，涵蓋了10種定價策略，包括外部參考定價、招標與談判、集中采購等。此外，近期發表的一篇綜述文章《國際藥品支出管理經驗》（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 the Management of Pharmaceutical Expenditure: A Narrative Literature Review）對國際藥品費用管理的實踐進行了系統性整理，除定價和報銷策略外，還探討了影響處方者和患者行為，以及規范行業實踐的措施。然而，這些方法的有效實施往往需要強有力的政治支持以及相關領域技術專家的充分參與。

一直以開放藥品市場自居的美國也在各方壓力下邁出了第一步。202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通脹削減法案》，該法案首次允許聯邦醫療保險就部分品牌處方藥的價格進行談判，旨在減少美國消費者和政府在藥品價格上的過度負擔。相比之下，其他國家在藥品價格管制方面已積累了較為成熟的經驗。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的學者曾發表文章《國際藥品價格談判框架的對比分析》（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Drug Price Negotiation Frameworks），詳細對比了包括加拿大、法國、英國在內等8個發達國家的藥品價格談判框架，旨在為美國的藥品價格談判提供借鑒。

特朗普長期詬病西方盟友和世界各國在關稅和安全支出上占美國“便宜”。同樣，對于美國人支付高昂的藥品費用，而其他發達國家卻支付低得多的價格，他也明確“表示遺憾”。他將采取何種政策，是進一步控制藥價，還是如智庫建議那樣向各國施壓，頗受業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