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反對轉基因呼聲最強的市場,但國際組織ISAAA希望通過自己的推廣能夠讓更多中國人接受轉基因。
下午1點,在完成了一場冗長的發布會后,CliveJames和他的同事們匆匆趕往會議室,等待他的是兩場連續的采訪。簡單的午餐就放在會議桌上,他們只能邊吃邊聊。
在過去的數年里,每到2月份CliveJames都會來中國,宣布上一年全球轉基因作物發展情況,并不厭其煩的解釋這項技術之于糧食危機和環境的意義。他是農業生物技術應用國際服務組織(ISAAA)的創始人,也是轉基因技術最堅定、高調的推廣者之一。
在中國激進的反轉基因者眼里,CliveJames和他的同事們是“青面獠牙”式人物,依靠宣揚轉基因技術“牟利”,因為ISAAA資助者包括孟山都、拜耳,它們都有相關農業技術。
但CliveJames顯然認為這是誤解。他對騰訊財經表示:“轉基因和生物技術的改良作物雖然不是萬能的,但是是極其重要的……新舊(技術)合作,才能夠為未來的世界提供食物。”
糧食緊缺與食品安全的碰撞
2月13日,CliveJames把中國作為年度報告的發布地。在過去的25年,CliveJames一直工作在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發展中國家,從事農業研究。在中國,近年來有關轉基因技術安全與商業化的問題上,挺轉與反轉人士幾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一些討論已然超越科學證據的邊界,情緒化主導著原本對食品安全已極度不信任的消費者們。最極端的陰謀論里,轉基因技術甚至被形容成“武器”——例如,長期食用轉基因食品“毒性”會不會累加?而實際情況是,只要轉基因表達的蛋白質不是致敏和毒素的,它就和傳統食物中的蛋白質沒有本質區別,不會累積也不可能影響人的遺傳特性。
在專業人士看來,這些情緒化地討論一類技術安全與否根本毫無意義,每一種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都是獨立的,在端上餐桌前都已經過復雜的風險評估。
的確,爭議也并未阻止這項技術在全球更大范圍的應用。來自ISAAA的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是1.75億公頃,比上年增長了3%。美國仍然是是全球轉基因作物最大的種植地,占全球種植面積的40%。1996年,轉基因技術商業化之初,只有170萬公頃。
1999年,CliveJames創立了ISAAA,這家非盈利機構創立初衷通過分享生物技術應用來減輕饑荒和貧困。CliveJames是農業科學家,在劍橋獲得的博士學位。在創建ISAAA之前,他任國際玉米小麥改良中心的副所一職10年之久,也是聯合國國際糧農組織資深顧問。
ISAAA之所以將北京定為報告宣布地,是因為亞洲是糧食最緊缺的地區之一:世界上60%人口聚集在亞洲,但這里只擁有全球34%的可耕地和36%的水資源。到2050年亞洲的糧食供應需要增加70%以上,才能夠滿足當地人口增長的需求。ISAAA相信,轉基因技術更廣泛的應用,能讓亞洲各國免于通過競爭來解決農產品進口問題,也讓貧困家庭不必承受更高的食品價格。同時,中國之于亞洲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中國何時批準水稻、玉米等主要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尤為重要,這足以影響整個區域對轉基因作物的認可。
有效工具論
除了解決糧食供應危機,ISAAA相信,轉基因技術對氣候變化亦有貢獻:從1996年至2012年,轉基因作物減低生產成本及增加生產值至1169億美元,節約4.97億公斤的農藥活性成分;2012年一年減少267億公斤二氧化碳排放,相當于每年在公路上減少1200萬輛汽車。
CliveJames對于2013年轉基因種植情況感到興奮:“面積已經達到了非常高的頂峰,比如中國90%以上的棉花都是轉基因的,還有加拿大70%的油菜,美國90%的玉米。世界上轉基因技術大國,中國排第六位,有420萬公頃的棉花。”
2013年,孟加拉國首次批準種植轉基因茄子,印度尼西亞研發及批準轉基因耐旱甘蔗,巴拿馬批準商業化種植轉基因玉米,7個非洲國家開始進行大范圍新轉基因作物的田間試驗,為商業化種植作準備。
CliveJames說:“轉基因不是萬能的,不是尚方寶劍,但是是一個非常有效的工具。”不過,對于這項商業化應用不足20年的技術,CliveJames也表示尊重人們選擇的權利:“有些人想買有機食品,他們應該有權選擇……不管是傳統的、有機的、還是Bt(基因)的食物,大家愿意選什么就選什么,我們是擁護選擇權的組織,這是我想強調的宗旨。”
中國反對轉基因呼聲全球最強,但選擇權之于政府卻是艱難的。
在中國,農業部曾先后批準了進口轉基因大豆、玉米、油菜用于加工原料,它們不被允許在中國種植,且須遵守嚴格的用途管控。目前在中國廣泛商業化種植的僅有棉花和木瓜,轉基因抗蟲水稻和轉植酸酶玉米雖有安全證書,但在商業化進程上已被擱置了4年之久,這與國內強大的反轉聲音不無關系。
兩年前的2月,CliveJames在北京拜訪了農業部副部長、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李家洋。在那次會面上,作為植物分子遺傳學家的李家洋,肯定了ISAAA向發展中國家的貧困農民傳播技術并增收中發揮的作用,承認生物技術對于解決發展中國家糧食安全問題、消除貧困的意義。一年后,李家洋被曝出曾就職于美國杜邦先鋒國際種業公司,任生物技術咨詢委員會成員。這段原本無薪酬、非雇傭的關系,一度被解讀為轉基因權錢交易的罪證,主管部門農業部頓時處于風口浪尖。
雖然事件最終得以澄清,但也讓人們不得不正視一個事實——轉基因在全球范圍內爭論了20多年,就在發達國家已經逐步接受的時候,來自中國的爭論成了全球最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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