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微博]醫療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蔡江南
現在政府把健康產業當成推動中國內需的重要產業，在這個形勢下，逼迫醫療衛生必須改革
看起來，中國醫療健康服務業的盛宴已慢慢啟幕。
12月2日，哈佛大學與恒大集團共同對外宣布正式簽署合作協議：哈佛與恒大將在中國共同成立哈佛醫院，雙方已就此達成實質性合作成果，目前進入選址階段。
而剛剛閉幕不久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定調是，“市場將起決定性作用”，并提出“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
國務院數日前公布了《關于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作為我國首個健康服務業的指導性文件，《意見》明確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蓋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務業體系，健康服務業總規模達到8萬億元以上。
近日就中國醫療健康服務業的下一步改革等話題，記者專訪了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醫療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教授。
意味著政府放權
記者：《關于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提出了充分調動社會力量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這和四年前的“新醫改”主要有哪些不同？
蔡江南：四年前強調的是政府主導，兼顧市場的作用。但是這次《意見》中提到的是政府引導，從“主導”到“引導”雖是一字之差，但效果是截然不同的。現在更加強調市場、強調社會的力量。
另一方面，2009年新醫改方案的目標是建立中國基本醫療保障體系，醫保也是最基本的，對于大病這部分都沒能包括進去。而現在是要基本建立覆蓋全生命周期、內涵豐富、結構合理的健康服務業體系。這比當時基本的保障覆蓋面更廣，層次更高。
記者：十八屆三中全會定調“市場將起決定性作用”，你覺得這會對醫改有什么影響嗎？
蔡江南：定調“市場將起決定性作用”，意味著政府的放權。從2009年新醫改到現在已經四年了，其中公立醫院改革是最難推動的，衛生部門和大的三甲醫院都是既得利益者。
政府控制著90%的病床，這些都是公立醫院的，衛生部門也控制著公立醫院的人事任命。在我國目前的醫療體制下，醫院是整個醫療產業終端，抓住了醫院就控制了所有的醫療資源。醫生絕大多數是醫院的雇員，80%的藥品是從醫院里開出來的，幾乎所有的檢查也是由醫院來做的。
其他國家的情況卻不同。比如在美國，80%的醫生是獨立行醫的，80%的藥品也是在醫院之外的社會藥房開出來的，很多檢查也都是獨立的實驗室在做，醫院之外的其他資源是相互獨立的。
民營資本進入的好時候
記者：現在是民營資本進入健康服務產業的好時候嗎？
蔡江南：可以這樣說。我們都還在關注后面要出臺的15個具體細則。有看過15條細則草案的人說，結果還是很振奮人心、令人鼓舞的。
醫改搞了很多年，可以說改革阻力大于推動力。中國缺乏行業利益相關者組成的利益集團，老百姓雖然有牢騷，但也形成不了一個有力的推動力。最近政府的一系列動作讓我們看到了推動力，這就是中國所說的“形勢比人強”。這是整個社會的大形勢，中國經濟轉型這個大背景。
現在政府把健康產業當成推動中國內需的重要產業，在這個形勢下，逼迫醫療衛生必須改革。原來衛生部門死死控制住醫療衛生資源，尤其是公立醫院，并且對民營、社會資本的醫療衛生機構采取歧視性做法，這都將變革。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一個很好的形勢。
社會非營利性醫院從哪里來
記者：民營資本的進入是否意味著醫療的“公益性”將減少？
蔡江南：對于醫療不能簡單地走公益性或者營利性的兩個極端。我更提倡讓社會的力量起主要作用，也就是說，社會非營利性的醫療機構和社會醫療保險發揮主要作用。
與民營營利性醫療機構相比，社會非營利性醫療機構雖然會有利潤，但不能把利潤拿走；和政府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相比，它的資金來源可以來自病人、企業捐助和醫療保險等渠道，并非財政撥款，政府只能對其監管。美國的大部分醫院都是這種類型。
在醫療保險方面，我國的職工醫保就是社會性的醫保，這是由雇員和雇主共同交錢買醫保，既不同于商業醫療保險，也不同于政府的醫療保險。日本和德國就是這樣的模式。
記者：這樣的社會非營利性醫院從哪里來？
蔡江南：我國2/3的醫院是公立醫院，90%的病床在公立醫院，這些公立醫院從經濟來源的角度講，就是社會非營利性醫院。收入來源主要是從病人和醫保來的，只有10%是政府撥款。從經濟收入來源來說，它和社會非營利性醫院沒有區別。只是政府還在控制它的人員編制、醫生收入等。
現在的公立醫院都是掛羊頭賣狗肉，并非真正的公立醫院。公立醫院應該主要依靠政府撥款，辦那些市場沒興趣辦也辦不了的醫院，因為辦了就要虧本，比如精神病醫院、傳染病醫院、老少窮邊疆的醫院等等，對病人是低價甚至是免費的。這樣的醫院才是真正的公立醫院。在現有的公立醫院里，只留一部分作為真正意義上的公立醫院就可以了。
社會非營利性醫院要成為主要醫院的類型，從國外的經驗來看，占所有醫院比重的50%比較合適，剩下的是政府辦的公立醫院和民營營利性醫院。
盤活醫療資源
記者：你認為下一步醫改的重點在哪里？
蔡江南：醫療人才流動是下一個起點。醫療行業核心的競爭資源是醫生。公立醫院還沒有把醫療人才放開，這個資源一旦流動起來，醫生的市場價值就體現出來了。醫生的收入補償到位了的話，就會吸引更多的人來從事醫療健康行業。現在一大部分醫療畢業生中，七個里面只有一個做了醫生。因為在現在的情況下，醫生的收入和職業發展空間很有限。
我們也看到一些公立醫院本身也有動作。比如上海第一婦嬰保健院，已經允許自己的醫生去外面做兼職，他們的院長幾年前就在思考改革，以后公立醫院和民營醫院的競爭就在醫生資源，如果不改革的話，別說醫生，院長都有可能被挖走。
所以他們允許自己的醫生在外兼職，也接受其他醫院的醫生來這里兼職。
這是促使公立醫院人才流動的比較可行的改良型的做法，值得推廣。
記者：你曾經參加過2009年新醫改方案（草案）的撰寫。如果現在還有這個機會參加到這項工作中，你會著重突出哪幾條？
蔡江南：那時候我只是從形式上參與了方案的起草工作，但是我的想法一點都沒能在里面體現。如果真的能夠參加進去，我可能主要強調如何把醫療資源社會化。
中國醫改最主要的矛盾是醫療資源的行政壟斷和醫療資源社會化之間的沖突。現在的行政壟斷通過兩個層次實現：政府控制了公立醫院，醫院又進一步控制著醫生、藥品、檢查等，這樣，政府便直接、間接控制了所有的醫療資源。
而各種配套政策又幫助這種行政壟斷得以實現，這些政策包括控制醫院的準入以及醫院、醫生評級、醫保資金、科研經費等。
醫療資源社會化的核心就是把醫生變成社會人，醫生資源活起來，整個醫療資源就都盤活了。
醫療資源盤活進而形成兩個橄欖形：一個是醫療保險上，社會性醫保占主要比重，政府直接辦的醫保和商業營利性醫保應該是兩個小頭；另一個是醫療機構，社會的非營利的醫療機構是主體，政府辦非營利機構和民營營利醫院是兩個小頭。
醫生和醫院的關系，應該是合同的關系，實行多點簽約。醫生是社會資源，醫院也是社會資源。好的醫院會吸收好的醫生，好的醫生也希望和好的醫院合作，這樣大醫院的一些昂貴的手術檢查設備也能夠物盡其用，醫院資源也都盤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