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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精英是如何墮入造假深淵的。

笹井芳樹（Yoshiki Sasai）就是那個“造腦者”（“the brainmaker”）。他曾是日本數(shù)一數(shù)二的發(fā)育生物學家。他的發(fā)現(xiàn)闡明了胚胎神經系統(tǒng)的發(fā)育過程，他還用干細胞培養(yǎng)出了視杯（optic cup）、部分大腦皮層，以及發(fā)育初期的小腦。做實驗時冷峻且一絲不茍的笹井，平時是一個文質彬彬、博學多才的人。他有親切好客的好名聲，常帶來訪的同事去泡溫泉，還會為實驗室聚會準備壽司。“在我們的研究領域，（像笹井芳樹）這樣喜歡談論歌德的人沒有幾個，”著名生物學家克里斯多夫•尼爾斯（Christof Niehrs）這樣告訴我，“他的講演精致優(yōu)美，不論做什么都是個完美主義者。”

2000年，是他所從事領域的爆發(fā)式增長期，笹井協(xié)助建立了發(fā)育生物學中心（Center for Developmental Biology, CDB），這是受日本政府資助的知名國立研究機構、日本理化學研究所（Riken，簡稱理化所）的一個單位。位于日本神戶的CDB的實驗室設備精良。供職于這家機構的研究人員雄心勃勃，他們沒有教學任務的束縛，被寄予做出重大發(fā)現(xiàn)、在重要期刊上發(fā)表論文的厚望。這些笹井都做到了，他在《自然》（Nature）和《細胞》（Cell）等重要的學術期刊上發(fā)表了他的發(fā)現(xiàn)；他老練地將發(fā)育生物學中心的成果推廣出去，使這個中心得到了豐厚的資金支持。“他知道如何推廣科學”，笹井的朋友和同事肯•趙（音，Ken Cho）告訴我，“他有這方面的第六感。”

幾年前，笹井開始參與CDB的一種新型干細胞技術的研發(fā)工作。這個技術的原理簡單到有些邪乎：通過給普通細胞施加極大壓力，即可將其轉化為干細胞。極少有細胞能夠承受住這種傷害，但是那些存活下來的細胞確實發(fā)生了轉變；看起來，這些細胞能夠轉變成身體內的任何細胞。笹井把這種細胞命名為STAP，即刺激觸發(fā)獲得性多能細胞（stimulus-triggered acquisition of pluripotency） 

笹井和同事于2014年1月在《自然》上同時發(fā)表了兩篇STAP論文。這個老牌英國期刊曾首次發(fā)表沃森和克里克的DNA雙螺旋模型。STAP的發(fā)現(xiàn)一開始令人振奮，因它意味著，機體具有天生的再生機制。劍橋大學干細胞科學家奧斯汀•史密斯（Austin Smith）還寫了一篇姊妹文章，褒揚STAP細胞“異常廣闊的發(fā)育潛力”。也就是說，理論上STAP細胞是一種具有超級可塑性、可定制、取之不竭的干細胞來源，而且它還規(guī)避了倫理問題。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詢公司（Frost & Sullivan）的估計，干細胞療法在2020年將會成為一個價值400億美元的全球性產業(yè)。STAP似乎為患者特異性藥物的研發(fā)、先進的疾病建模，以及無免疫排斥風險的身體再生提供了一條通路，而這些都是長久以來的難題。笹井將STAP比作哥白尼對宇宙的重構。這個發(fā)現(xiàn)就算不會給它的發(fā)現(xiàn)者帶來諾貝爾獎，也會為帶來滾滾財源。 

這個大發(fā)現(xiàn)背后的英雄是小保方晴子（Haruko Obokata），這位30歲的博士后研究者是兩篇文章的第一作者。這位時髦漂亮、鎮(zhèn)定自若的女性，在男性主導的日本科學界游刃有余，再加上這兩篇論文的關系，大眾對她的特立獨行贊美有加。“一顆明亮的新星在科學界冉冉升起，”《朝日新聞》的一篇社論這樣評價她，“這是一項可以改寫科學教科書的大發(fā)現(xiàn)。”媒體爭相報道小保方作為一個科研邊緣人——沒有資歷的年輕女性干細胞生物學家——打破了人們對細胞潛力的傳統(tǒng)看法。她令人眼前一亮的造型，加上刻苦和天賦，共同創(chuàng)造了21世紀的一個最偉大的科學突破。 

人們對干細胞研究的期待，根植于我們理解人類起源、想要長生不老的欲望的中心；這也關于財富和名譽。這是個需要競爭者無情廝殺的領域，容易勾起人的幻想，也因此容易混進笨手笨腳的糊涂蟲。1998年，人類首次培養(yǎng)出胚胎干細胞；差不多20年后，關于細胞行為的基本假設仍在被一再推翻。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大學布羅德再生醫(yī)學和干細胞研究中心（Broad Center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 and Stem Cell Research）的頂尖學者安德魯•麥克馬洪（Andrew McMahon）告訴我，“看到一件你無法解釋的事，這并沒有什么好奇怪的。”在報道研究結果的時候，研究人員常常不得不創(chuàng)造出一些理論來解釋神秘的現(xiàn)象。而對重要的和可忽略的結果保持清醒的洞察力，就是天才和庸才、赫赫有名和默默無聞之間的區(qū)別。

 發(fā)表5個月后，面對嚴格的審查，以及對其可靠性日漸增長的質疑，兩篇論文均被撤搞。到了這個時候，理化所指責小保方學術不端，其導師則“負有重大責任”；其中一個導師與小保方的造假有牽連；小保方因抑郁癥入院；一個合作者因為壓力中風；一個外部委員會建議理化所撤除CDB。 

笹井的痛苦可能最為沉重。丟魂失魄的笹井在實驗室里顯得脆弱消瘦。此時他正在接受精神科醫(yī)師治療。2014年8月，保安發(fā)現(xiàn)他在CDB的一個樓梯間的扶手上上吊自殺，他的鞋子被整整齊齊地碼放在臺階上。在一份訃告中，笹井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導師愛德華•德•羅伯提斯（Edward De Robertis）寫道，“芳樹是一個正直的人、一個具有極高操守的科學家”。德•羅伯提斯并沒有提及STAP：那時候這個字眼已經變得為人所不齒。在電話中，德•羅伯提斯悲傷地表示，“他掉進了圈套。”

名譽掃地的小保方躲了一年多。在我嘗試聯(lián)絡她幾個月后，2016年1月底，她給我回了信。這是她在丑聞后首次與媒體接觸。不久后，她在日本出版了一本回憶錄，她竭力辯稱自己被人誤解了。“我對STAP論文負有強烈的責任感”，她在給我的信中寫道，“但是，我想讓你了解，我寫這些論文不是為了欺騙任何人”。她堅稱STAP是真實存在的。 

笹井似乎也從未放棄過這個“發(fā)現(xiàn)”，也從未放棄小保方。根據日本時報（Japan Times）的報道，笹井給小保方留下了遺言——“一定要制造出STAP細胞”。

STAP的思想在大約15年前誕生在查爾斯•維坎提（Charles Vacanti）波士頓的實驗室中。維坎提最近已經從美國布萊根婦女醫(yī)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麻醉學系主任的位子上卸任。他年屆60有余，高個兒，駝背，梳著灰白的短發(fā)，喜歡把自己的成就歸功于運氣，而把不幸歸結于自負和天真。維坎提有7個兄弟姐妹，一輩子都喜歡搗鼓五金，年少時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和兄弟們一起拆舊車上。現(xiàn)在他有一套包括17輛老式摩托車的收藏，大部分都是他自己修復的。維坎提的父親是一位牙科學教授，他的兄弟杰伊、馬丁和弗蘭克也都是醫(yī)生。

維坎提做研究時，帶著麻煩解決專家放手一試的意志。他表示，“如果你不時不時說些蠢話，你就不是真的在挑戰(zhàn)極限。”上世紀80年代末，他在麻省總醫(yī)院工作；他的哥哥杰伊是組織工程學領域的先驅、波士頓兒童醫(yī)院的肝臟移植外科醫(yī)生，當時在努力嘗試用接種在支架上的細胞培養(yǎng)肝臟。由于對麻醉學的研究前景感到厭倦，維坎提問杰伊能不能讓他入伙。他開始帶著對出風頭的敏銳本能，開始做一些初級的研究，有時候能夠搗鼓出稀奇古怪的東西。90年代中期，他發(fā)表了一幅圖片，圖片中一只小鼠的背上長出了人類的耳朵。這只“耳鼠”在因特網異聞錄變得流行前成為了轟動一時的模因（注：口耳相傳的文化）。它是這樣造出來的：活體小鼠的背上安插了一個耳形支架，支架上接種了奶牛的細胞。奧普拉（Oprah，美國著名脫口秀主持人）曾經報道過它；杰•雷諾（Jay Leno，美國知名脫口秀主持人）在維坎提做手術時給他打過采訪電話。此后，在為一個罹患致命腫瘤的14歲的小女孩制造了氣管之后，維坎提還在熱門電視劇《實習醫(yī)生格雷》（Grey's Anatomy）中客串了一把。

但十年后，維坎提卻渴望進軍新的研究領域。他的躁動不安背后，是他最小的弟弟卡爾（Carl），一名唐氏綜合癥患者。在組織工程學領域，研究人員最遠大的志愿集中在器官生成上。但是維坎提認為，病人通常不需要完整的新器官。卡爾并不需要大腦移植也可以實現(xiàn)獨立生活，他需要的是強化他的智力機能。維坎提打算從卡爾的大腦中提取細胞并刪除那些導致唐氏綜合癥的染色體，接著再把替換的細胞重新注射回腦中。“最后你會得到一個‘馬賽克腦’”，維坎提想冒險一試，“一部分大腦是他自己的，一部分已被修改過。他的智力能被改變嗎？沒理由不能。”

 在初步的研究中，維坎提決定用大腦中的干細胞來做實驗。他邀請病理學家、他的哥哥馬丁合作。兩個人對干細胞都沒有什么經驗，因為那時干細胞還是個新興領域。馬丁告訴我，“我覺得我就像唐吉坷德。”

從神經組織中分離干細胞的標準程序是，先對組織進行粗處理，然后用移液器用力沖擠，這個過程被稱為研碎法（trituration）。在培養(yǎng)箱中靜置幾天后，不知為何神經干細胞就會聚合成球狀。馬丁花了一年多時間，在大腦組織上采取這樣的實驗方法，但是一無所獲。1998年的土撥鼠日那天（注：北美每年2月2日的傳統(tǒng)節(jié)日），加拿大某個電視臺的工作人員來到實驗室拍攝，維坎提堅持讓馬丁拿點什么給攝像機拍。馬丁急急忙忙用平刃手術刀切了一點組織樣本，希望能夠造成最大的磨損，研碎出期望的結果。這次，當他用顯微鏡觀看樣本時，他發(fā)現(xiàn)細胞構成了一小撮細小的結構。感到十分稀奇的馬丁希望他至少獲得了干細胞，于是把培養(yǎng)物拿給了醫(yī)院的一個專家看。這個專家對樣本中的微粒不屑一顧，認為那只不過是大量死亡細胞的碎屑。“我當時失望極了，”馬丁說，“但是我想，反正是周末，周一再丟掉也不遲。”

馬丁把培養(yǎng)瓶放到培養(yǎng)箱中就回去了。當他幾天后回來看的時候，他發(fā)現(xiàn)了球狀物。把這些球狀物切開來時，他又發(fā)現(xiàn)了那些微粒。在維坎提和馬丁看來，正是這些微粒發(fā)育的出球狀物。于是他們把這些細小而堅硬的微粒叫做孢子樣細胞（spore-like cell）。他們在一篇發(fā)表于2001年的論文中提出，這種孢子樣細胞存在于所有組織中，并呈休眠態(tài)，它們能夠分化為多種細胞，這些特點讓它們具有“使因為疾病或損傷而損耗的組織再生的潛能”。

當他們在學術會議上介紹這項研究時，同事斥其為無稽之談。“他們都驚了，”維坎提告訴我，“人們說你們真是瘋了，每個人都知道這是垃圾。”在一個會議上，一個生物學家詰問維坎提，并要求他牢牢忠于組織工程學。維坎提的妻子是一名教師，也同意這位生物學家的看法。但是維坎提的好奇心卻愈發(fā)強烈。他認為可以用延時攝影序列來表現(xiàn)那些細胞形成球體的過程，從而證明自己的理論。但是裝載有攝像機的培養(yǎng)箱要花上數(shù)萬美元，所以他用一般的實驗儀器和一個鋁箔派對氣球自己組裝出了一臺。拍到的影像說明不了什么問題，但是它們揭示了另外一個吊人胃口的現(xiàn)象：用休眠細胞群理論無法解釋這些數(shù)以千計的孢子樣細胞（他認為數(shù)量太多了）。這就提出了另一種可能性，即研碎法的粗暴過程不僅僅能夠分理出組織中的干細胞。干細胞可能是由壓力創(chuàng)造的。

對于體細胞來說，干性（stemness）是一種轉瞬即逝的狀態(tài)——它是一種在細胞開始分化時就會消退的潛能。為了記錄這些復雜的變化，科學家根據干細胞的發(fā)育變通性進行分類。胚胎干細胞被認為是多能的（pluripotent）——能夠分化為任何體細胞——因此它們是對新發(fā)現(xiàn)的細胞類型進行評價的黃金標準。肺和骨髓中的成體干細胞只能產生其自然組織中的細胞。但是研究人員對“可塑性”還存在爭議——可塑性是指細胞在一定條件下重編程轉化為意料之外的細胞類型。

當維坎提開始做實驗的時候，其他研究者已經確認人體內蘊含干細胞儲備庫，它們相當于精銳醫(yī)療小分隊，能夠對損傷誘發(fā)的化學警報做出反應。他的這個全新的異端學說，提出了機體康復的一種新方法：災難的旁觀者也能做出英雄事跡。的辦公室里，他曾向我展示了這個理論的含義——他撩起褲管露出膝蓋，上面有白色的傷疤，這是他一次在家附近用電鋸砍樹造成的。“差不多都長好了”，他說，“真神奇。”他相信，是傷口創(chuàng)造的干細胞，幫助他的組織完成了修復。

2002年，當維坎提成為布萊根婦女醫(yī)院麻醉學系主任時，他建立了一個大型組織工程學實驗室。他認識到，壓力改變的細胞不是自己的研究專長，因此希望雇傭一些能幫忙的人。幾年后，一個日本同事提到他有一個有才華的學生——早稻田化學工程系的第一名——正在找組織工程學的項目。這就是小保方晴子。

 當小保方來到維坎提的實驗室時，他很快發(fā)現(xiàn)她是個開明聰慧的人。維坎提認為小保方能夠為自己的孢子樣細胞研究增添可信度和細節(jié)，于是就讓她運用最新的干細胞研究技術來重復此前的研究。此時他還沒有向對方告知自己的假說——嚴酷的條件能夠創(chuàng)造出干細胞。因為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就是外國研究生帶著自己的想法回國，在別人的實驗室從事相關研究。他告訴我他最大的疑慮在于，“我們能不能信任晴子？”

小保方簡直是所有實驗室主任夢想的學生。她狂熱地獻身于干細胞的研究，而且居然還有時間參加大量主題各異的哈佛研討班。在實驗室里，她對每臺機器和研究方法都了如指掌。對她來說做實驗就像做飯，研究方法就像菜譜：研究質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實驗者。小保方擁有科學家所謂的“黃金圣手”——實驗總能順利進行。“我從沒見過比她還聰明的人”，曾是小保方助手的杰森•羅斯（Jason Ross）表示，小保方教給他所有關于生物的知識。他告訴我，“每個人都知道她多么有天賦。晴子這樣的人很少見。”

雖然小保方的英文不賴，但是她還是想改善自己的發(fā)音，所以羅斯給她念“好奇的喬治”（Curious George，注：童話故事），作為回報小保方給他做日式涮涮鍋。她很喜歡美國。她告訴羅斯，在日本女性科學家是二等的地位，當男性科學家（即使是本科生）要用顯微鏡的時候就必須給對方。但是她的內心深處還是一個日本人。當實驗室來訪客時，她會脫掉手套鞠躬。羅斯說，“我稱呼她為晴子公主。”

小保方決定博士論文就做孢子樣細胞。她做了一系列的實驗來測試這種細胞的能力。維坎提的數(shù)據表明，這些細胞的多能性可能比較有限，類似于成體干細胞。但是小保方報告稱，她成功地把它們變成了畸胎瘤（注：常見腫瘤，來源于多能性生殖細胞）。生成復雜的腫瘤的能力，是干細胞多能性的強有效作證。她的導師后來告訴維坎提，這是他讀過的最好的博士論文。

確定小保方忠誠、努力又高效以后，維坎提決定告訴她關于干性轉化的理論。當她表現(xiàn)出對這個理論的熱情時，他雇她做博士后，讓她設計實驗來探索這個理論。最開始，她得確定制造細胞球的實驗方案。馬丁的方法是讓細胞“挨餓”、冰凍它們或者讓它們缺氧。但最好的結果是用物理壓力法做出來的——用移液器把細胞擠出去。就像車庫的活計一樣，這個方法很難標準化，也就很難重現(xiàn)。移液器口徑應該是多少微米？一次擠壓多少分鐘，以什么樣的速率？要不要邊做實驗邊聽隨身聽？最后，作為化學家的小保方發(fā)現(xiàn)，通過用三磷酸腺苷（ATP，一種帶有中等酸性的供能物質）溶液浸泡細胞的方式最容易制造出可復現(xiàn)的細胞球。酸脅迫會殺死大多數(shù)細胞，但是受ATP給養(yǎng)存活下來的細胞能夠茁壯生長。根據小保方的描述，這些細胞具有無與倫比的特性。測試細胞干性的研究人員通過細胞工程，讓它們在具有高度發(fā)育效能時發(fā)綠光。小保方的細胞球發(fā)出的光熠熠生輝。

實驗室的氣氛變得狂熱起來。小保方日以繼夜地工作，每天都會收獲絕妙的數(shù)據。管理維坎提實驗室的日籍外科醫(yī)生小島宏司（Koji Kojima）催促小保方多睡覺，但是她卻鐵了心研究。她的實驗筆記倉促而不完整，她的工作室也是一團糟。“請收拾干凈！”小島敦促她。但是，他表示，“她根本不在乎。她太專注了。”小保方自始至終都維持著她謙遜而討喜的表面形象。她告訴維坎提，她的目標是得到讓他滿意的結果。維坎提和小保方認為，憑借著這些壓力改變的細胞，他們做出了能發(fā)表在一流期刊上的重大發(fā)現(xiàn)。他逗她，“你會成為日本最著名的女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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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期刊創(chuàng)立于145年前的英格蘭。那時，科學家想要給一群三教九流的業(yè)余或者準科學家 ——19世紀的“科學人”——制定一套權威標準。歷史上，《自然》曾因為發(fā)表了推動科學進程的尖端研究而聞名于世。2014年（能夠搜集到最新相關數(shù)據的一年），《自然》發(fā)表的論文在學術界的引用率超過了所有其他競爭對手。投稿的競爭非常激烈，只有差不多8%的論文被接受。憑借這種排他性，《自然》刊登的論文均擲地有聲。作為一個出版物，《自然》定義了科學前沿。它成為向科研供資機構、私有公司以及大學展示科學家理論的地方。大學終身教職職稱評委會用《自然》發(fā)表的文章來衡量候選人是否夠格。

為了讓《自然》嚴肅考慮他們的研究，維坎提和小保方感到他們需要一個知名合著者——其專長能夠為研究增添合理性。他們找到了小島的老朋友，CDB的若山照彥（Wakayama Teruhiko）。若山看上去是完美的合作者。他是第一個克隆出小鼠的人，而且為人和藹。由于他對科學的熱忱其他人稱他為“真正的科學人”。小保方在2年前攻讀博士學位時見過他。“若山的辦公室亂極了，我可以聞到血和小鼠的味道，”她在回憶錄里這么寫道，“我花了半個多小時向他解釋了我的研究。這位克隆技術領域的權威認真地傾聽并且還做了筆記，我深受感動。 

對于若山來說，這個項目提供了一個非凡的機會。他在CDB的十年聘用期接近尾聲，而他正在尋找大學教職；一篇有分量的論文可令他平步青云。根據維坎提的說法，若山“非常喜歡這個理論，且對在《自然》上發(fā)表這項研究感到百分百自信”。有了他在克隆領域的專長，他們希望能造出一只嵌合體小鼠——由注射了壓力刺激的細胞的宿主胚胎發(fā)育成的小鼠——一場展示細胞的發(fā)育潛能的絕妙表演。若山已經提醒小保方，嵌合體小鼠是很難捉摸的，即使用胚胎干細胞也無法穩(wěn)定地制造出來。她寫道，“嵌合體小鼠的制造的確取決于實驗操作者的技巧。”

小保方表示，她拿了若山給他的小鼠細胞，將它們浸泡在酸液里然后再還給他。令人興奮的是，他用這些細胞制造出了嵌合體。但是根據小保方的回憶錄，若山拒絕傳授她培養(yǎng)技巧，以防她把他甩在后面。她寫道，如果他的嵌合體表現(xiàn)得不對勁，“他說，‘我們就說母鼠把小鼠吃掉了’，那份數(shù)據沒有也被使用。”（若山不愿意就此評論，也拒絕了采訪的請求。） 

2012年春天，維坎提、小保方和若山首次將論文投給《自然》。期刊拒絕了他們的稿件，指出他們并沒能證明細胞進行了轉化：或許他們只是分離出了組織中其他類似于干細胞的細胞，或者樣本已經被胚胎干細胞污染了。《細胞》（Cell）和《科學》（Science）的評閱人的意見也是一樣的。“對于這些期刊來說，證明你的假說正確性的門檻非常高”，維坎提表示，“其他期刊的門檻要低些。你決定跨越低門檻，還是跳得更高些？”

那年秋天，當一個名為山中伸彌（Yamanaka Shinya，他發(fā)明了一種將成熟細胞轉化為多能干細胞的技術）的日本生物學家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這些研究者的野心被煽動了。山中基于操控基因表達的干細胞轉化方法最開始也令人震驚，但這迅速地催生了一個快速發(fā)展、價值數(shù)十億美元的產業(yè)。但是他的方法很費時費力，而且臨床前景未明。CDB團隊認為，他們的發(fā)現(xiàn)可以和山中的方法相抗衡，甚至能取而代之。

但是即使希望出現(xiàn)了，團隊在戰(zhàn)術上出現(xiàn)了根本的分歧。若山認為有必要創(chuàng)造出一個新的干細胞品系——能夠無限增殖、相同的干細胞群。除了潛在的商業(yè)利益外，產生干細胞品系的能力也是多能細胞的特征，而且還能為挑剔的評閱人提供一條關鍵性的證據。在制造嵌合體小鼠時，若山拿了一些小保方給他的細胞，然后把它們放進了培養(yǎng)物中。據他所說，這些細胞增殖了。小保方驚呆了，她從沒發(fā)現(xiàn)STAP細胞具有增殖的潛力。當她對若山表達出自己的驚訝時，她回憶道，若山說，“我用的是特殊的方法。別人想和我比可不容易。”當若山打算為他的干細胞品系申請專利時，小保方寫道，他提出了這樣分配收益的方案：51%歸他，39%歸小保方，維坎提和小島各拿5%。 

小保方不愿意這么做。她想要專注于一直在從事的研究。當若山向她施加壓力時，她變得惱怒起來。在波士頓，小島聽見她在讀電子郵件的時候發(fā)出了尖叫。他回憶，她對著電腦屏幕叫喊，“不！我不要這么做！”小島問她發(fā)生了什么事。“若山博士給我寫了太多封郵件了，”她告訴小島，“比如，‘這個檢測你做了嗎？這個實驗你做了嗎？’他逼我去做任何與干細胞品系相關的事情。但是我不想這樣，因為我不知道怎么做。我試過了，但是做不到。” 小保方寫道，雖然他們之間存在分歧，當若山得到山梨大學的教職時，他催促她和他一起去。

但是在CDB，造腦者笹井芳樹對她的研究發(fā)生了特別的興趣。當她介紹了關于壓力改變細胞的數(shù)據后，他變得越來越確信，在他的指導下，這項研究能夠被《自然》接受。他不僅非常了解《自然》的編輯們，而且還對如何在干細胞、胚胎學和細胞命運的大框架下表達這項研究結果存在一種直覺。笹井邀請她來自己的實驗室，并對發(fā)表過程進行全程指導。差不多在這個時候，他提出了這個縮寫：STAP。

小保方在CDB的工作進展很快，但她卻很難融入集體。她現(xiàn)在更像美國人，似乎對于日本研究機構森嚴的等級制度不大耐煩。人們開始八卦她。博士后們抱怨她身上的香水味太濃，襯衫太暴露。她不穿實驗室的白大褂，而是穿著kappogi，一種日本家庭主婦常穿的傳統(tǒng)日式方領罩衫。她試圖與等級較高的老頭們打好交道，但是她的同伴們卻學會和這些人保持距離。在實驗室其他人眼里，笹井似乎被小保方迷住了，他管她叫天才。他不是在和小保方親密地討論問題，就是把自己關在辦公室里修改STAP論文。一個CDB的研究人員表示，“如果他愿意無視自己的研究，把時間全花在她身上，誰也不好說什么。” 

小保方的數(shù)據被嚴密保管著——實驗室其他人只知道她在用一種嶄新的方法制造干細胞。就算是維坎提也被屏蔽在每日的進展之外。他給小保方寫信想獲得些新情報，但是收到的卻是笹井的回復。“晴子最近兩個月真是太忙了，我覺得她經常累得不成人形”，他這么寫道，“我希望你能理解，讓她專心。”當小保方有時間來回復維坎提時，她留下了自己特有的簽名，“帶著許多愛（With a lot of love）”，她安慰他，表示自己只是希望能得到讓他滿意的結果。

小保方和笹井試圖用實驗室研究說服《自然》，他們真的對細胞進行了重編程。當他們修改論文時，他們說做了一個這樣的實驗：讓一個帶有成熟細胞標記的細胞，表達出了胚胎干細胞的信號——這個實驗相當于給細胞做超聲波掃描，看見一個帶有暗淡的紋身的嬰兒。小保方用笹井實驗室的特殊設備制作了一段小鼠細胞的延時錄像，錄像中這些細胞正在被STAP轉變，細胞從灰色變成了綠色，然后聚合成了發(fā)光細胞簇。

 有了新數(shù)據后，他們又把論文投給了《自然》，里面加入了修訂過的實驗方法——微弱的應激源ATP被更為強烈的鹽酸替代。他們還插入了一篇單獨的論文來描述若山的干細胞品系。2013年12月，《自然》終于接受了這兩篇文章。 

離論文發(fā)表日期越來越近時，維坎提和他們的信件來往讓前者感到不詳。笹井給他寫了一封郵件，似乎想把所有的功勞都給小保方。“晴子發(fā)現(xiàn)的魔咒讓細胞分化的‘表觀遺傳學詛咒’之鏈意外地斷裂了”，他寫道，“在你極為慷慨的支持下，晴子以她的天才發(fā)現(xiàn)了這個魔咒，并且讓研究到達了現(xiàn)在這個高水平。”維坎提開始感到害怕，怕自己和自己的團隊都會從世紀科學大發(fā)現(xiàn)上被抹去。《自然》召開新聞發(fā)布會時只邀請了小保方和笹井，他感到心煩意亂。“我覺得很喪氣。”他告訴我。

這些論文引起了國際轟動。在日本小保方成了名人——日本科學界的未來之星，日本新女性的偶像。她用充滿魅力的方式扮演著這個角色。她告訴一家報社：閑暇時，“平常我做的事和其他人一樣，比如照看我的寵物烏龜，出去購物。”她表示她時刻想著自己的研究，即使“當我和男朋友約會時”也一樣。Kappogi的銷售直線劇增。維坎提雖有疑慮，但是也和別人一樣贊美小保方。論文發(fā)表后的一周，他給她寫了一封郵件。“所有對你的關注都是你應得的，”他寫道，“我告訴所有人你是在我實驗室里工作過的最聰明、最勤奮、最友好、最有創(chuàng)造力和最奮發(fā)圖強的科學家。還有，你是最漂亮的。”

但是當新聞熱度結束時，維坎提的恐懼成為了現(xiàn)實。他從小保方的口徑中消失了。《自然》的新聞網站發(fā)布了一段她自敘的關于如何發(fā)現(xiàn)STAP的錄音。如同阿基米德一樣，她形容自己是在浴缸里做出這個大發(fā)現(xiàn)的，當時她在思索哺乳動物的細胞是否通過產生干細胞的方式來應對壓力。“所有能想到的我都試了一遍，”她說，“用移液器擠壓細胞、使細胞饑餓等等。”馬丁•維坎提給他的兄弟打電話：“維坎提，你聽了她是怎么描述大發(fā)現(xiàn)的時刻的嗎？”維坎提沒有聽。“她對孢子樣細胞的描述和我的一模一樣，”馬丁表示。她盜用了自己的尤里卡時刻（eureka moment）。

那篇重要的《自然》論文，描述了一個制造干細胞的令人心馳神往的簡單程序：七天鹽酸浸浴就能讓細胞重編程。如果說這結果看起來不可思議的話，那么山中伸彌的成果發(fā)表時叫人吃驚的程度也差不多。生物學家克里斯多夫•尼爾斯表示，“我不認為這是做不到的事。我當時想，為什么不可以？”全世界的實驗室都開始重復這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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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啟蒙運動時期開始，可重復性就一直是科學過程中的關鍵步驟，也是目前讓美國科學界感到焦慮的核心。2012年，醫(yī)藥公司安進（Amgen）的前研究總監(jiān)報告稱，他和同事曾試圖復制53篇著名論文的結果。他們只成功復制出了6篇的結果——驗證率是11%。

許多人相信科學期刊要對此負起部分責任。《自然》除了塑造理念、技術和學術生涯的形態(tài)以外，它本質上還是個商業(yè)企業(yè)。編輯喜歡大新聞，有時他們會為此冒險。一些觀察員抱怨，發(fā)表論文的動機有扭曲事實的作用，會讓科學家過度吹噓數(shù)據；激烈的競爭文化有時會讓研究人員故意發(fā)表不完整的或者模棱兩可的實驗方法。好科學和威望之間的矛盾已經尖銳到這樣的程度：兩年前，諾貝爾生物學獎獲得者蘭迪•謝克曼（Randy Schekman）在英國《衛(wèi)報》（Guardian）上宣布，他將不會在《自然》、《細胞》，或者《科學》上發(fā)表論文；他認為這些期刊在品牌管理方面過于激進，它們更想要那些促進銷售和訂閱的文章，而不是鼓勵最重要的研究。 

科學家的憤懣——尤其是年輕人和地位不穩(wěn)固的科學家——促成了一個在線社群，致力于質疑著名科學家發(fā)表在重要期刊上的研究。2012年，一個叫做布蘭登•斯特爾（Brandon Stell）的神經科學家創(chuàng)立了PubPeer，這是一個供人分析和討論科學論文的論壇，斯特爾認為它能糾正在他看來小集團化的科研文化的缺陷。斯特爾告訴我，他期待有一天期刊能變成末日黃花。“科學家用論文是否發(fā)表在《自然》、《科學》或者《細胞》上作為文章質量的依據，”他表示，“學術界的人并不考察論文本身的質量，而是通過論文發(fā)表記錄來決定誰能得到晉升。如果《自然》也不看數(shù)據的話，我們的事業(yè)只能聽天由命了。” 

一篇由知名科學家團隊寫作的、讓世人震驚的STAP論文，正是令PubPeer見獵心喜的好素材。STAP論文馬上就被掛到了網站上，立刻就有人在下面進行評論。兩周內就有匿名用戶注意到，第二篇論文中的兩幅圖片（一副圖片是用STAP細胞制造的胎盤，另一幅是用對照技術制造的胎盤）看上去像是一個東西。網絡沸騰了，維坎提發(fā)現(xiàn)自己毫無準備。在論文發(fā)表后不久，他收到了一個博主打來的電話。他告訴我，“我甚至都不知道博主是什么。”

在權威機構里也是一樣，最開始的激動之情和豁然開朗之感迅速轉變?yōu)閼岩伞９鸫髮W著名科學家、波士頓兒童醫(yī)院干細胞移植主任喬治•達利（George Daley）告訴我，“我全球的合作者網絡都在互相發(fā)郵件，‘嘿，到底怎么回事？你們用這個方法成功了嗎？’沒人成功。”

達利今年55歲，帶有爽快而友好的自信和深沉的秩序感。當我在他家——位于劍橋的一棟仿希臘式建筑里見到他時，他招待我百吉卷和咖啡；每次用餐完畢他都會洗手和清洗餐刀。達利出師于諾貝爾獎獲得者戴維•巴爾的摩（David Baltimore）的實驗室，后者因為維護一個被指研究造假的同事而受牽連，遭到美國國立衛(wèi)生研究院的調查并被暫停職務。達利告訴我，那些調查者是“自封的監(jiān)察官，”他們沒完沒了地追查，“直到找到項目中不可避免的不一致性和缺陷。” 十年后，巴爾的摩的同事終于擺脫了學術不端的指控，但是這污點卻永遠留在了她的研究上。“我承認她的部分數(shù)據確實不可靠也比較模糊，但是戴維試圖保護的是科學的過程——科學有自己的做事方法，它不應受外部的脅迫。”

達利相信，科學必須受內部監(jiān)督。十年前，韓國生物學家黃禹錫（Hwang Woo-suk）在《科學》上發(fā)表論文稱自己克隆出了人類胚胎，并用它制造出了干細胞品系，震驚了世界。達利分析了基因組，證明其數(shù)據是無效的。（黃被韓國政府禁止從事胚胎干細胞研究，但是他從未承認自己造假，反而指責下屬欺騙他。）達利并不喜歡義正詞嚴地指責那些因為數(shù)據問題而接受審查的同僚。但是他告訴我，“保護科學過程的最佳方式就是一種承認錯誤的文化——越快發(fā)現(xiàn)錯誤越好，并通過一系列非懲罰性的機制來糾正這些錯誤。”

當關于STAP的令人困惑的重復實驗結果開始流傳時，達利讓他的一個得意門生去維坎提的實驗室學習技術。這個研究生報告稱，處理過的細胞的確會發(fā)綠光，但這只是自體熒光：細胞在死亡時會發(fā)出的光。很奇怪，維坎提的團隊似乎沒有考慮到這個因素。他告訴達利，他認為這些人不知道他們在做什么。達利表示，接下來的測試顯示，這些細胞的多能性的信號非常弱以至于沒有顯著性，遠不及胚胎干細胞的黃金標準。由于缺乏可復制的實驗方法，CDB展示的所有精細實驗證據看起來都十分可疑。達利和一個國際合作團隊開始著手撰寫一篇論文，他們要把它發(fā)表在《自然》上，證明STAP不過是一個幻覺。

在胎盤圖片問題被提出后的幾周，一個日本博主發(fā)現(xiàn)，兩幅所謂記錄STAP的圖片和小保方博士論文中的圖片明顯相同。不久，這個博主還在她的博士論文中發(fā)現(xiàn)，其中描述干細胞特質的某個段落是直接復制粘貼了美國國立衛(wèi)生研究院網頁上的大段文字。

在她的書中，小保方表示她急于在截止日期前完成論文，因此意外地遞交了一個草稿而非最終稿。但是維坎提表示，當他就她的抄襲當面向她發(fā)難時，她表示在早稻田大學這種事稀松平常，甚至有個教授告訴她反正沒人會去讀這些論文。

維坎提表示，當懷疑越壘越高時，他打電話給小保方并告訴她：“晴子，我必須得知道，因為有人可能會因此丟掉工作。有沒有數(shù)據是偽造的？”她向他保證所有數(shù)據都是真實的。他回憶起她說過一句話，“如果我要偽造數(shù)據的話，我就不會花這么多時間來采集數(shù)據了。”維坎提認為，以小保方晴子的智力，不可能這么赤裸裸地造假，而且就算她造假了，以她的聰明才智也不可能被抓住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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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想和造假構成了欺騙的流程——首先你欺騙你自己，接著欺騙別人——衡量科學家水平的一種方式，就是看他有沒有察覺到自己出了錯的能力。很長時間以來，喬治•達利收藏了身敗名裂的黃禹錫的一個美國合作者的一封語音郵件來警示自己。在這封語音郵件里，這個科學家發(fā)誓他親眼看到黃禹錫的實驗成功了。

達利相信，STAP的問題首先出在對數(shù)據的誤讀上。綠光這種人造物被門外漢科學家看作一種了不得的現(xiàn)象。從那時起，這個令人震撼的“觀測數(shù)據”就得到了特殊待遇并被保護起來，人們更相信它，而與之矛盾的實驗觀測則被無視了。達利本著同僚友愛和傷害控制的精神，本有兩次機會向維坎提解釋他出錯的地方，但是徒然無功。“維坎提十分確信他是對的”，達利告訴我，“這就是會什么要發(fā)明科學方法的原因——為了防止我們成為自己偏見的受害者。”

 STAP論文發(fā)表兩周后，理化所展開了初步調查。一開始，若山是維護小保方的，他聲稱自己也成功制造了STAP細胞。但隨著調查的擴大，他突然改變了說辭，聲稱小保方可能欺騙了他。

幾個月來，在24小時的視頻監(jiān)視下，小保方應調查員的要求試圖重復實驗數(shù)據。她告訴我，在她工作的房間里，即使是墻上細小的釘眼也被填滿了。“理化所開始把我當成犯人，”她回憶道，“我被迫穿沒有口袋的衣服，而且得戴上一個裝有監(jiān)視設備的圍裙。那件圍裙非常重，簡直就像鉛質的囚服。我沒法自如地拿取試劑瓶。此外，我被禁止分析重新制造出的STAP細胞。因此我不知道我的實驗結果好不好。我能做的是就是每天重復做同樣的任務。”由于幾個月來沒有令人滿意的結果，她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日本媒體毫無憐憫之心。后來，維坎提在醫(yī)院里見到了她，她正在接受抑郁癥治療。他必須得做一些特殊安排才能避開那群跟著他的記者。 

2014年7月，論文被撤搞了。一個月后，笹井上吊自殺。小保方看上去完全垮了。小島告訴我，“晴子哭著說，‘他的妻子和家人、孩子都恨我。’”雖然小保方曾是笹井最得意的門生，她也沒有參加他的追悼會。不久后，理化所宣布復制實驗失敗。小保方辭職并從大眾視線中消失。 

去年9月，《自然》發(fā)表了達利關于STAP的論文。這篇論文記述了七個實驗室無法重復小保方和合作者的研究成果的失敗嘗試。他的分析指出了數(shù)據的嚴重缺陷。證明STAP程序的最基本的證據之一是轉變后的細胞發(fā)出的綠光。研究人員一致認為，這種典型的綠光只有在綠色濾光片后能看到才算是證據。但是達利和合作者注意到，STAP細胞發(fā)出的光能夠通過紅色和綠色濾光片——這是自體熒光的標志。這篇論文還注意到，來自若山的原始小鼠細胞是雌性的，但是STAP細胞卻是雄性的，“這是明顯的矛盾。”在同一期里，一篇由理化所團隊撰寫的論文對STAP細胞造出的嵌合體提出了一個很好的解釋（雖然令人泄氣）：基因組分析顯示，被注射的細胞實際上被胚胎干細胞污染了。

由于這些是科學論文，作者們并沒有對事件責任人進行揣測。但是在談話中，達利的合作者魯?shù)婪?bull;耶尼施（Rudolf Jaenisch）卻覺得沒什么是不能說的。“很明顯，小保方給了若山混合的細胞，”他告訴我，“他信任她，于是注射了這些細胞，然后他得到了美麗的嵌合體——和你在注射胚胎干細胞時得到的東西一模一樣。”

在給我的信中，小保方堅持認為她是替罪羊。“所有的日本媒體都斷言‘若山博士是受害者，小保方是百分百的混蛋。’”她寫道，“大多數(shù)人都相信這個故事，因為這對日本人來說是最簡單、最有趣、最愜意的故事。”她指出想要糊弄若山是不可能的，因為他是細胞生物學領域的知名專家；她也不可能自己收集材料來制造假樣本。“除了從若山的實驗室里以外，我沒法從別的地方獲得任何細胞，”她寫道，“所有的實驗都是在若山博士的監(jiān)督下完成的。所有的小鼠和細胞都由若山博士控制。”

事情該歸咎于誰尚無定論。若山不愿意對小保方的聲明或者她的書做評論。在這本書出版后，若山所在的山梨大學的一個發(fā)言人宣布，“我們連表示‘我們不會對此進行評論’的新聞發(fā)布會都不會開。”但是在之前的一次報紙采訪中，若山暗示小保方可能將小鼠偷偷帶進了CDB。他說，那里的實驗室“無法阻止科學家用衣服口袋裝點什么運進來。”上周，《日本時報》報道稱，小保方最近接受了警方質詢，因為另一個前理化所研究人員稱她從CDB的一個實驗室里偷取了胚胎干細胞。小保方的律師表示這個指控“與事實嚴重不符”。 

我采訪過的研究人員一直在不休地爭論事件的可能性，就好像這是一個猜謎游戲一樣。但是即使是在好幾次詳細的調查之后，對于誰該負責也沒有決定性的證據。理化所的最終調查發(fā)表在一年多以前。這個調查注意到，研究中的樣本可能被胚胎干細胞污染了，但是它并沒有對前因后果進行梳理。這些調查結果暗示小保方實驗記錄馬虎，她的導師監(jiān)督松懈；有些情況下，沒有原始數(shù)據能夠支持她的圖表和圖片，另一些情況下，沒有證據證明她曾經做過論文中描述的實驗。同時，這篇調查報告還暗指了CDB以外的系統(tǒng)性問題。“我們沒辦法不這么想，那就是出了疑點時沒人能進行糾察的原因，在于研究人員急于發(fā)表論文，”這篇報告稱，“負責任的、合理的研究并不能由發(fā)表論文的影響因子、科研經費的數(shù)額或者諾貝爾獎的數(shù)量來衡量，而應該是由揭開自然之謎時的喜悅和為社會做貢獻的意志所體現(xiàn)。”

作為STAP事件的余波，理化所削減了CDB 40%的科研經費，并關閉了它的許多實驗室。“STAP論文的問題就像一支箭一樣刺痛了科學界，”理化所報告總結道，“我們可以拔出這支箭，但是需要全體科學界的力量才能為科學療傷，讓它恢復元氣。”

不久前，早稻田大學剝奪了小保方的博士學位。她在波士頓認識的人里依然保持聯(lián)系的是杰森•羅斯，他現(xiàn)在是一名醫(yī)學院學生。她從不說自己身在何處，而且總是用一句敷衍的客套話來回復他的郵件：“謝謝你還想著我。帶著許多愛，晴子。”她對我哀嘆日本社會不寬恕的本質。“失敗者沒有第二次機會。從社會意義上講我已經死了，我沒有未來可言。”她承認她在撰寫論文時犯了錯誤，但是一直在為自己的榮譽和本意做辯護。“作為科學家我為我的稚嫩感到可恥。我曾經一直幻想著成為能為人類社會發(fā)展做貢獻的科學家”，她補充道，“我的博士學位被取消了，但是每晚我還是夢到在實驗室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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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底，維坎提邀請我去波士頓。因為STAP事件造成的尷尬，他休了年假暫別了主任一職，而且馬上就要退休。他的實驗室可能會因此失去資金支持而不得不關門大吉。但是他對于STAP基本原理的信念依然沒有動搖。他說，“就算到了墳墓里我還是相信它是正確的。 

但是為了信念他看上去憔悴不堪。他的灰發(fā)理得很短，他穿著一件短袖襯衫和卡其色長褲。幾周前，他做了心臟負荷試驗——“很難區(qū)分胸痛和焦慮，或者胸痛和心絞痛。”（他在1996年做過心臟三通管手術。）他很后悔發(fā)表的實驗方法如此粗陋，而實驗結果看起來卻那么合理而重要。他表示，“論文的核心觀點是，面對任何劇烈的亞致死壓力（致死性能夠殺死70%到80%細胞的壓力），存活的細胞都會轉變。但是結果卻變成‘酸處理能導致轉化’。但是我的理論原是，嚴酷的環(huán)境，是為了模仿人在受傷或者傷口愈合時細胞所處的化學環(huán)境。”

論文撤搞后的第二年，他和小島對實驗程序進行了微調，他們對培養(yǎng)基進行了細微的調整，用回最初給細胞提供燃料的化學刺激物ATP，而不是論文中使用的鹽酸。幾個月來，他們想造出畸胎瘤，這是能證明多能性的第一步。

現(xiàn)在我們回到維坎提的實驗室來看看結果。他并不樂觀。在我到達前，他告訴我，他和小島以及兄弟馬丁進行了一次緊急電話會議。“我說，‘我們必須得拿點東西出來說明這是真的，不然我們看上去就會像蠢蛋。’”他說，結果幾天前他看到了幾個月來最漂亮的細胞球。這些細胞球的胚胎干細胞標志物Oct4和轉錄因子Nanog測試結果為陽性，結果是用一個不受自體熒光的復雜多變影響的機器計算出來的。他把細胞球切開把細胞放到能夠促進神經元生長的培養(yǎng)基中。他們的新方案是測試一種叫做巢蛋白（nestin）的蛋白質。他說，這種蛋白質能夠顯示成熟的表皮細胞是否已經轉變成神經干細胞——也就是說細胞先轉變?yōu)樵醯男螒B(tài)再分化成另一種細胞。

維坎提的實驗室差不多空著，除了某天他的一個藝術家伙伴過來用梵高后人的DNA還有一個耳朵模子來復制梵高的左耳（注：梵高于1888年12月圣誕節(jié)左右將自己的左耳割去）。“管家”小島在他的桌邊。他辦公室的外墻上張貼著一副海報，上面描繪著細胞發(fā)育的路徑；在海報中心的最強大的細胞（注：意指干細胞）上面，有以前小保方時期的一個實驗室工作人員畫了一個“STAP”標志。實驗室里散落著一些定量移液器，上面標著“晴子”的名字。 

矮壯而沉默寡言的小島抬起頭，在打招呼前先說了句，“好數(shù)據。”巢蛋白的水平是上次他檢查時的50到60倍。“哈！”維坎提跳著歡呼道。

“這只是一個樣本”，小島說。

 “沒關系”，維坎提愉快地回答，“對我來說很好。” 

他們研究進展又回到了2008年前，那是小保方還不在的時候。但是維坎提依然覺得值得慶祝。在給兄弟打電話后，他決定先吃午飯并喝一杯酒；小島也加入了，維坎提一直在給他打氣。“我很激動，”小島說，“但是我需要正確的數(shù)據，不然…”他用手在空中劃了一刀。 

維坎提不愿意掃興，但是最后他還是忍不住去看畸胎瘤的載玻片。回到實驗室，他坐在顯微鏡前看了很久。我偷瞟了眼：是一些粉色的小球和大理石紋的渦狀物，就像17世紀威尼斯讀本的襯頁插圖。過了一會兒，維坎提斷定這些細胞并沒有形成新的組織；唯一明顯的組織顯然來自于宿主小鼠。幾個月來的辛勞白費了，沒有產生多能性的證據。但是他并沒有沉湎于不快。“宏司，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嗎？”他說，“我們有了Oct4，我們有了Nanog，我們有了巢蛋白。咱們別再做這個實驗了。讓別人去忙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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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敗STAP論文的弱點，說的好聽點叫“無法彌補”，說的難聽點叫“昧著良心”。想要追求這聽上去十分誘人的理論，從科學上和職業(yè)上講都是瘋狂的。但是，與之有關的生物學基本謎團目前還是沒有揭開。2000年初，美國沃爾特•里德醫(yī)療中心（Walter Reed Medical Center）的員工注意到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戰(zhàn)場上回來的傷兵身上的一個奇異現(xiàn)象。許多傷兵的嚴重傷殘都是由于簡易爆炸裝置、手榴彈以及其他炸彈爆炸導致的。60%到70%的傷殘都顯示出異位骨化（heterotopic ossification）：傷口的軟組織里長出了不應該出現(xiàn)的骨頭。“每個人都想，天哪，怎么回事？”手部外科軍醫(yī)萊昂•奈斯提（Leon Nesti）告訴我，“這很奇怪。”

在長出了不尋常的骨頭的病人組織里，奈斯提發(fā)現(xiàn)干細胞的數(shù)量是預期的2 000倍。這些細胞看上去是從原部位上長出來的，他猜測這是受傷引起的。他告訴我，“我想創(chuàng)傷讓組織變得更具有可塑性。”但是STAP事件的殘留污點讓他難于進行雄心勃勃的探索。奈斯提和我說，“如果我和一群正經科學家說，‘嘿，我想STAP細胞是真的，我要開始研究它們’，他們一定會嘲笑我。”他并不將研究重點放在證明這些細胞具有胚胎干細胞一樣的能力上，他嘗試的是具有較少爭議的再生能力。這些細胞可能試圖長出新的骨頭。

 科學的進程需要大膽的理論；它也需要對小問題進行耐心細致的研究。科學家在探索前進的過程中也會遭遇迎頭痛擊、走進死胡同，或者落入陷阱；他們既應對新洞見持完全開放的態(tài)度，又該對它們冷酷地懷疑。維坎提帶著對基本細胞能力的深遠而感性的推想，跌跌撞撞地從麻醉學轉到干細胞的研究中。這個觀點被小保方錘煉后迷惑了日本最有名望的生物學家，還毀掉了其中一個——笹井芳樹。但是正如許多人告訴我的那樣，雖然科學過程中有著令人惋惜的悲劇，但最終它依然是有效的。錯誤被根除了，科學又可以進步了。達利把這個事件視為對他領域內狂熱的投機文化的一劑令人振奮的補救藥。“干細胞科學家對于自己的研究，以及別人的研究可能會更加小心謹慎，”他寫道，“這對科學有好處。”

一年前，我和芬蘭赫爾辛基的發(fā)育生物學家弗雷德里克•米雄（Frederic Michon）聊過。他曾試圖復制STAP，把研究集中在物理壓力而非酸性刺激上。在丑聞鬧得最沸沸揚揚的時候，他得到了一些看起來具有支持性的初始結果，但是在當時爭論不休的氛圍下他的實驗操作小心謹慎的。他和研究伙伴把這個實驗程序叫做SIP，即壓力誘發(fā)可塑性（stress-induced plasticity）。這個名字意味著細胞復又回到本初，而沒有變成其他的東西。他告訴我他感到這個實驗需要至少重復50次才能發(fā)表。

我最近打電話給米雄詢問他研究的進展，他說他已經放棄SIP研究了。實驗方法很捉摸不透，有時候有效有時候無效，而繼續(xù)沿著一條未知的路走代價過于高昂。此外，他還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和同事討論他的研究變得容易些了。“人們基本上承認有些有意思的東西，”他說，“我們的細胞受到了足夠的壓力而失去了本性，開始變成本不該成為的東西。”在STAP事件留下的殘骸中，米雄預計能發(fā)現(xiàn)一些成果。STAP事件鼓勵對身體自愈進行更加謙恭而縝密的研究。他表示，“人們最反感的是STAP中的‘P’（多能性，pluripotency）”——“而‘S’（刺激，stimulus）是最有趣的。”（作者：Dana Goodyear 翻譯：徐寒易） 

本文作者 Dana Goodyear是《紐約客》特約撰稿人。1999年至2007年期間她曾是該社的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