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歲的弗朗西斯科·斯泰布（Francisco Steib）很少能在家里坐著吃完晚飯。大家的盤子里都還剩著東西的時候，他卻開始變得煩躁起來，非要起身離開座位。
弗朗西斯科住在雷克維尤區（Lakeview），離他被診斷出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已經有3年半的時間。他會圍著桌子轉，去找另外一把椅子坐，要么最起碼也要站在座位邊，他母親瑪吉·斯泰布（Maggi Steib）說。
“對于有些人來說，這可算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挑戰，”斯泰布說。 “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坐得住，可他真的就是坐不住......他對此無能為力，而作為父母的你也無能為力。”
最近，一個健康組織完成了兩項有助于我們加深對ADHD理解的研究。ADHD正是引發弗朗西斯科所患障礙及最常見兒童神經行為障礙之一的病因。該組織是全國最大非營利性健康組織之一。
凱薩醫療機構（Kaiser Permanente）的首項研究解釋了某些兒童罹患ADHD的部分原因。該研究揭示了ADHD和多種并發癥的關系。這些并發癥會導致胎兒在出生前出現缺氧的狀況。第二項研究表明罹患ADHD兒童的診斷率呈上升之勢。
“哪怕有一個不利的結果，我們也要防止，”凱薩醫療機構南加州研究與評估部門研究員及上述研究的主要作者達瑞爾斯·戈特漢（Darios Getahun）博士說。
專家們表示，ADHD被定義為兩組癥狀的集群。有些患有ADHD的孩子表現出多動或沖動的癥狀，如煩躁不安，運動過度，打斷談話或搶奪他人物品。其他人則注意力不集中，如無法遵循指令或健忘。有些人則兩種癥狀兼而有之。
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表示，2011年，超過500萬3至17歲的美國兒童患有此種障礙。
“當我們對那些罹患多年ADHD的孩子進行臨床觀察時，大家心里一直都不是滋味，”米娜·道肯（Mina Dulcan）博士說，她是芝加哥安&羅伯特·H·盧瑞兒童醫院（Ann & Robert H. Lurie Children's Hospital of Chicago）兒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學主任。“人們忘記的一件事情就是，患有ADHD的孩子和家庭的日子不好過。這是一種確實存在的情況。”
專家們表示，眾所周知，ADHD的發病原因中不僅遺傳因素起了很大作用，而且也跟大腦發育有關。雖然先前的研究已經表明，讓具有胚胎的子宮暴露在缺血缺氧的條件下——導致大腦缺氧的并發癥——往往會導致腦損傷和發育問題，但是凱薩醫療機構發表于《兒科》（Pediatrics）雜志上的研究卻表明那些具有產前免疫組化法（IHC）經歷的兒童罹患ADHD的整體幾率增大了16％。
這項研究認為，現在的問題是，免疫組化法，如新生兒窒息，新生兒呼吸窘迫綜合征和先兆子癇，可能會降低從母體血液輸送到胎兒的氧氣和營養物質的水平，而此時胎兒的器官仍處于發育階段。
這項研究還認為，臀位分娩或橫位分娩（肩先露）或伴有臍帶并發癥分娩的兒童罹患ADHD的風險增加了13％。這項研究分析了近82,000名5至11歲兒童的健康記錄。
該研究指出，同那些未經歷免疫組化法的兒童相比，那些經歷過新生兒窒息，先兆子癇和新生兒呼吸窘迫綜合征的兒童罹患ADHD的風險分別增加了26％，34％和47％。這種關系在早產兒身上表現得尤其明顯。
這項研究的一個好處是，它有助于及早識別高危兒童。
如果能夠得到及早治療，“他們在學校會表現得更好，人際關系也會更和諧，” 戈特漢說。“這一點非常重要。”
然而，讓那些經歷免疫組化法的兒童的父母對ADHD提高警惕是否有用，一些專家對此仍存疑問。
ADHD在7歲左右最容易診斷，馬克·斯坦因（Mark Stein）說，他是芝加哥伊利諾伊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 ）精神病學和兒科教授，同時也是多動，注意力和學習困難項目（Hyperactivity, Attention and Learning Problems Program）主任。一個兒童的年齡離該數字越遠，無論是大于還是小于，該兒童被診斷出ADHD的難度就越大。
所有2歲大的孩子都具有ADHD的癥狀，他說。有時，這些癥狀算不了什么，有時，如果患上了ADHD，那么這些癥狀可以提示孩子身上存在一個可能被忽略的更為嚴重的問題。此外，用于治療ADHD的藥物在幼兒身上也不起作用。
“我認為，診斷過程要細心，這一點很重要，特別是在針對幼兒的時候，” 斯坦因說。
另外，家長要記住，大部分ADHD病例并不是因為免疫組化法而產生的，斯坦因說。
雖然從統計學的角度講，該研究中的百分比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在實踐中，這種風險其實是相當小的，道肯又說道。
“我擔心的是，患過分娩并發癥的母親會過度擔心自己的孩子，”她說。
不過，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對ADHD的關注是越來越多。凱薩醫療機構的第二項研究分析了將近85萬5到11歲兒童的健康記錄，結果表明ADHD的診斷率從2001年的2.5％上升到了2010年的3.1％。相對而言，診斷率上升了24％。
該研究表明，雖然白人兒童具有5.6％的最高診斷終止率，但相對2001年的4.7%而言，只上升了20％。這項研究上月發表在《JAMA兒科》（JAMA Pediatrics）雜志上。
據該研究，黑人兒童的診斷率相對而言上升幅度最大，達到了70%。黑人兒童的診斷率從2001年的2.6％上升至2010年的4.1％。值得一提的是，黑人女孩的診斷率上升幅度達到了90%。
據該研究，西班牙裔兒童的診斷率相對而言上升了60%，從2001年的1.7％升至2010年的2.5％。
研究還表明，男孩被診斷為ADHD的可能性是女孩的4倍。考慮到診斷為ADHD的兒童中男女比例一度達到9:1的情況下，這表明ADHD兒童中的性別差距在大幅下降，斯坦因說。
因為女孩在學校里不太可能成為好動的孩子或被認為是“搗蛋鬼”，一般來講，就不太可能對她們進行診斷，斯坦因說。
“我認為讓更多的女孩，尤其是更多的非裔美國女孩，進行確診，這是一件好事情，”他說。
他說，診斷率的上升說明ADHD 成為了一種“流行病”，家長們仍然不應該對這種說法有所擔心。
根據這項研究，4.9％的兒童被診斷出患有ADHD。這離多數其它研究數據的最高值還相差甚遠，其它相關研究得出的診斷率為4％至12％，斯坦因說。
然而，研究人員設置了非常嚴格的診斷標準，這可以解釋為什么ADHD的診斷率相對在其它研究中而言，在這項研究中比較低。在凱薩醫療機構的研究中，孩子要么由專業醫師至少診斷兩次，要么診斷一次，服用至少再調配兩次的ADHD藥物。
道肯對該研究的某些方面表示質疑。雖然凱薩醫療機構指出，這項研究可能向其它人群推廣，因為它考察的是一個種族多元化的龐大群體，但是道肯說，這項研究中的每人都接受了一流的醫療服務，這一點意味著它不可能向美國公眾推廣。
不過，專家們表示，以往的研究證實，ADHD的診斷率現在是，在最近幾年中也是一直在上升。ADHD診斷率的上升很可能是由于，至少部分上是，人們對該疾病的意識在提高。
當然，對兒科醫生而言，他們對ADHD有更多的認識，斯坦因說。在過去，患者只能去精神病院就診和治療，可是現在找普通護理醫師看病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現在接受診斷的成年人也在增多，戴爾·戴維森（Dale Davison）說，他是一名專業ADHD及執行功能教練，同時還是ADHD支持團體芝加哥北岸CHADD的共同協調人。在很多成年人為救助自己患有ADHD的孩子四處求醫時，他們也逐漸意識到自己也是這種疾病的受害者。
“現在有很多成年人整個一生都受到ADHD的困擾，但他們從來沒有意識到，”戴維森說。
當瑪吉·斯泰布在進行ADHD的研究，以便更多地了解她兒子的情況的時候，她認出了很多自己身上的癥狀，她說。幾年前她被診斷出患有注意力缺失癥。
斯泰布說，患上這種疾病使她對別人的感受又多了一點共鳴，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她兒子的病情算不上一個重大的挑戰。
她說，最困難的事情可能就是弄清楚ADHD的本質，還要保證不對兒子過于苛刻。當她一再呼喚著他的名字，卻無人回應的時候，很難不讓人覺得傷心和失落。
“我認為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提醒自己，他不會大發脾氣，”斯泰布說。
斯泰布說，她逐漸總結出一些似乎有所幫助的小竅門。例如，她現在才知道從另外一間屋子叫弗朗西斯科的話，他根本不會在意。她非得走到他所在的位置，看到他。
沖動是另一個大問題，斯泰布說。例如，弗朗西斯科和另一個孩子玩捉人游戲的時候，那個孩子不小心打了他。隨即，弗朗西斯科轉過身來，二話不說也打了他一下。之后，他就覺得很難受。
ADHD藥物在幫助避免某些沖動行為方面效果顯著，斯泰布說。這讓她有機會與她的兒子一起合作，教會他諸多應對策略。
不過，有時父母也需要更多的幫助，斯泰布說。所以她在12月份創建了芝加哥ADHD家長支持團體。
“我只是作為一名母親在尋求支持，”她說。
結果令人稱奇，她說。有50人通過網絡加入這個團體，約30人已經出席了每次月會。
她說，聆聽到別人的故事，看到滿屋子的人都在點頭，這真令人鼓舞。
“作為父母很容易就感到孤立無助，感覺一切事情你都要獨自面對，”斯泰布說。但是，“他們確實體會得到你此時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