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造成大規模恐慌的并非感染率幾乎為零的埃博拉，而是人性使然。
上周，在得知校長近期去過南非后，密西西比州赫斯特一所中學的家長們連拖帶拽地把孩子們帶離學校。
在錫拉丘茲大學，一名獲過普利策獎的攝影記者打算就公共衛生面臨的危機發表演講，該計劃卻因他在利比里亞工作過被取消。
俄亥俄州布雷克斯維爾的一幢辦公大樓也被關了，因一名員工去過埃博拉流行區域引發了其他員工的過度恐慌，此前曾有約1000人在那里工作。
俄勒岡州一所高中取消了九名非洲學生的來訪，盡管他們的國家都沒有埃博拉患者。
在整個美國，對感染埃博拉的恐懼已經引起了集體的、全國范圍的精神高度緊張。學校空無一人，商業貿易也暫時停滯，只是去非洲旅游一番的美國人也正遭受排擠。
雖然聯邦政府正通過新任命的“埃博拉沙皇”努力掌控這種致命性疾病的傳播局勢， 其他疑似患者也被隔離，但美國本土內真正確診的案例數一只手就能數的過來：只有3個。這些患者也都和托馬斯·埃里克·鄧肯有關。鄧肯于10月8號在達拉斯一家醫院死亡，他此前去過利比里亞，兩名救治他的護士也是美國疾病防治中心唯一確認的埃博拉患者。
像埃博拉這樣幾乎為零的感染率，以及病毒帶來的真實而令人恐懼的癥狀，通常并不會引發大眾的恐慌多疑。理性消失了，非理性嶄露頭角取而代之，這就是人性。一直以來當我們發現有些神秘致命的東西在那兒，人類就都會變成這樣。
”歷史上記載過人們誤解、恐懼感染病的例子。”加州大學歐文分校公共衛生領域的副教授安德魯·諾梅說道，”誤解已經過時了”。
然而在14世紀的歐洲，人們在類似黑死病(該病奪走了數千萬人的生命)以及近期美國發生的肺結核(例如，患者的家人通常無法得到人生保險)等類似疾病的認知上有過廣泛的誤區。我們現在對埃博拉的過激反應有點像20世紀后半葉人們對另兩種疾病的反應：小兒麻痹癥和艾滋病。
19世紀50年代研究發現孩子在水中會感染小兒麻痹癥病毒，人們對此的擔憂致使大范圍內的孩子被嚴禁在湖泊及水池中游泳。30年后，人們對艾滋病的恐慌導致許多人甚至拒絕接近那些被認為感染上艾滋病的患者。
就像首例小兒麻痹癥和艾滋病患者，美國人對埃博拉也一無所知。它不同尋常，不被了解，單單它的病源在國外就會引發恐慌。染上埃博拉病毒的人死亡率極高，加上可怕的癥狀---包括眼睛甚至有可能耳朵、鼻子、直腸出血，就會激發人們極其強烈的、源自本能的想要躲避或者控制它的反應。
”它觸碰了所有風險感知的敏感問題”。俄勒岡大學心理學教授保羅·斯洛維奇說。
人類基本通過兩種方式回應危險: 一種是以直覺的方式，一種是通過更長時間的思考，后者是基于信息與分析做出的更具有思想的決策。在大數據時代甚至在用數據分析之前，我們不得不使用直覺。那看上去像會殺死我們嗎?最好離遠點。那人患病嗎?好吧，最好還是躲著他們。
”過去沒有科技和分析來指導我們，”斯洛維克說。”我們僅僅跟著感覺走，并且活了下來。”
但盡管今天我們知道流感今年可能會殺死上千人，或者知道心臟病是美國每年致死的主要疾病，我們卻更傾向花時間去擔憂會感染上這種疾病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哪怕只有少數人受到該疾病的影響。 在某種程度上人們是被染上埃博拉后令人恐懼的結局影響的。
“當人們認識到患上這種病的后果是可怕的，患病的幾率已被他們拋在腦后，”斯洛維克說道，”染上埃博拉病毒是不太可能的事，但我們的感情并不受這一事實影響”
斯洛維克將埃博拉比喻成恐怖主義，它殺死我們的可能性也很小，但其后果卻能耗掉大量的政府資源，長久地保持美國人民的警覺。
“數據背后是人們流干的淚水，”他說。“通常我們對大的局勢回應太少。”
過激反應經常會產生相反的作用。哈弗醫學院精神病學教授吉恩·伯瑞森說，恐懼經常會通過父母和學校領導引發不必要的反應，以及那些自認為不可能感染埃博拉的群體的社會排斥。
“關閉學校簡直是荒謬的。” 伯瑞森說，“感染埃博拉是一件很難的事。人們需要退一步，冷靜下來，看清楚事實，因為我們確實能夠使用理性來防止情緒異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