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創業者將移動健康市場視作下一個偉大的商業革命，但現在尚未達到質變的臨界點。移動健康是一類科技應用的總和，可以讓身處各地的病人或醫生進行臨床交互。例如，通過電子郵件、短消息、智能手機應用、存儲并轉發圖片以及網絡視頻等手段交換醫療信息。
移動健康市場正受到智能手機行業增長的再次激發。美國的智能手機用戶超過1.4億，未來五年這一數字預計將上漲突破2億大關。這一增長正受到方便用戶日常生活的成千上萬款應用的推動。消費者正享受著各種移動便利：支票存款、避免交通出行、玩游戲以及與朋友保持聯系。
但美國的醫療保健基礎設施是否做好了準備，迎接對非傳統醫患接觸日益增長的需求呢？不幸的是，新技術的普及一直很慢，只有10%的美國人口（3,600萬）使用過如遠程醫療等移動健康技術。無論醫生和病人通過何種媒介進行接觸，讓移動健康技術實現其他服務產業（如銀行、保險和旅游業等）中已經普及的解決方案仍然存在重大障礙。盡管如今市場上已有超過20,000種與醫療保健有關的智能手機應用，但2012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所做的一項研究發現，只有10%的智能手機用戶下載醫療保健應用。有差不多同樣比例的用戶從未收到過一封或一條直接與健康有關的郵件或提醒。
為了解移動健康技術的采用情況，我們聯系了優化護理網絡（Optimized Care Network）首席醫療官大倫·薩默博士（Dr. Darren Sommer）——這是一個醫療保健提供商網絡，提供虛擬的醫療服務。據薩默稱，移動健康應用可以分為三種接觸類型：（1）由患者發起并結束；（2）由醫療保健提供商發起并結束；（3）由其中一方發起，而由另一方結束。
前兩種體現的是醫生或患者利用技術作為他們解決自己醫療需求的個人資源。患者可能追蹤自己的糖尿病病情，醫生可能查尋一種藥物的處方劑量。在這兩種情況下，患者與醫生之間互不依賴。而第三種情況（患者發起醫生結束，或醫生發起患者結束）則是一種更為復雜的模式。在可以按照實時收集的數據采取行動前，必須先做一些預協調工作。
鑒于提供類似功能的移動平臺和醫療應用甚眾，缺乏標準化就不足為怪了。薩默說，例如，“如果一位患者在沒有與醫生協調的情況下自己選擇使用一款監測糖尿病病情的應用，他的醫生可能只能在下一次與其見面時，根據他帶來的打印報告對治療方案進行調整。數據實時采集的價值就被忽略了。”如果患者和醫生能夠實時分享、審視這些數據，并在可能出現并發癥之前根據這些數據采取行動，結果則會更好。
影響移動健康技術采納的邏輯障礙也會在財務層面產生影響。如果一位初級保健醫生要管理2,500名病人，是否還會有人手和/或時間去整合數據并根據通知采取措施（每天可能接受到成百上千條通知）？如今分立的傳統行醫模式從當初設計上來看不能像公用事業電力公司那樣對自己的工作流進行調整，電力公司可以預見并管理用電高峰和低谷。一家公用事業公司有經濟動機去提高能源輸送效率，這樣可以節省成本并提高利潤率。然而，在醫療保健領域，不存在一個強大的經濟理由鼓勵患者和醫生將自己的資源投入到多個分立的移動健康解決方案中去。
有數千家公司提供遠程醫療技術，但沒有在醫療行業的從業者得到廣泛采用。薩默發問道，“如果一位家庭醫生每天要在辦公室里為25位患者提供服務，有何理由讓他騰出5個接待名額留給遠程咨詢的患者呢？即便能夠對遠程診療進行收費（至少在美國當前的醫療報銷模式下可能無法實現），但就他們在遠程醫療技術上所下的投資來看仍然會虧錢。”
許多獨立行醫的執業者沒有資源來投資新的基礎設施。這就好比你那里的一家本地理發店投資了數千美元開發一款應用，好讓自己的客戶能夠進行網上預約，并選擇他們所鐘愛的發型師，并且當過了所設定的下次理發時間時還會收到提醒。但除非這筆投資能夠收回，否則該理發店絕對承受不起這樣的做法。投資回收可能會以招徠更多顧客的形式實現。然而，如果該店的生意已經爆滿，就沒有理由為方便客戶而投入額外的資源。醫療保健行業就是這種情況。如果一位家庭醫生已經在滿負荷工作，他就不會有經濟動力去投資新服務以便吸引更多患者或者冒著削減自己不多的利潤率的風險。
盡管面臨種種困難，醫療保健消費者將有可能很快可以像其他產業服務的顧客一樣享受到移動的便捷了。他們將對服務提出更高要求，因為更多費用將由自己買單而不是由醫療保險公司承擔。具有創新精神的醫療保健服務提供商將設計出新方法以更低的成本提供高質量的服務。這些創新將消除中間人（政府機構和醫療保險公司）并恢復醫生與患者之間關系的主導地位。這些新的臨床服務將更多地響應患者需求，更加受到市場驅動，并且與其他服務產業更趨于一致。“醫療實踐必須采取與其他產業完全相同的服務方式，否則將難以生存。這將及時降低醫療保健成本并提高服務質量，從而惠及所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