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行政部門(包括 FDA)前工作人員行為的聯邦道德要求永久性禁止“轉換立場”,這意味著這些前員工可能永遠無法代表新雇主與政府溝通或出現在政府面前,討論他們在公共服務期間“親自和實質性”參與的事務。此外,在離開政府后的兩年內,前員工被禁止代表他們雖然沒有親自參與但在他們服務的最后一年屬于“官方責任”范圍內的事務的游說活動。
另外,被歸類為聯邦機構“高級雇員”的人在離開政府后還要接受為期一年的額外“冷靜期”,在此期間,他們不得代表任何人聯系或會見他們以前機構的人員以“意圖施加影響”。
而根據 BMJ 的調查,FDA 自己的道德團隊向離職員工提供有關在這些限制下仍允許哪些行為的信息。例如,BMJ 通過《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FOIA)申請獲得的內部電子郵件顯示,FDA 道德工作人員告訴兩名曾參與新冠疫苗審批、即將到莫德納(Moderna)就職的 FDA 官員,他們仍然可以從新崗位“幕后”間接與 FDA 合作。
去年 11 月,BMJ 就曾發表過一篇調查報告關于 FDA 政府官員到莫德納就職的旋轉門。這兩篇調查文章的作者都是同一人 — Peter Doshi,馬里蘭大學藥學院副教授、BMJ 資深編輯。
非營利組織公共公民(Public Citizen)的政府事務游說者 Craig Holman 在報告中表示,“因此,員工離開政府部門后可以立即開始進行影響力游說。他們甚至可以開展游說活動,只要他們不是直接拿起電話聯系其前任官員就行,這就是道德團隊給出的建議。”
當調查人員問及向離職員工告知影響 FDA 的間接途徑的做法是否值得擔憂時,FDA 發言人表示,“不。幕后工作并不一定等同于直接或間接的游說活動。游說活動受《游說披露法》的管轄。前雇員需要遵守這些要求,就像任何其他個人或組織一樣。”
雖然 FDA 道德官員提供的建議在現行法規下完全合法,但可能被視為一種道德模糊的做法,特別是因為無數 FDA 工作人員繼續在他們之前監管的制藥商和其他公司工作 — 包括自 2000 年以來的每一任 FDA 局長。
FDA 前副局長、現任公共利益科學中心主席的 Peter Lurie,“一名前官員在幕后指揮活動,尤其是他們曾參與的‘特定事務’,這似乎違背了公眾利益,從實際角度來看,這項政策可能會以有利于大型制藥公司的方式發揮作用,因為許多官員在離開 FDA 后都到了大型制藥公司就職。”
近年來,已提出數項法案,以期進一步限制或完全禁止前立法者和其他政府雇員進行游說活動,其中包括上個月剛剛提出的兩項法案,該法案將限制前聯邦衛生部門工作人員加入藥品和器械制造商董事會的能力,但這些法案尚未得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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