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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監管機構，處于決策鏈最頂端的FDA一定會關注他們在公眾群體中的信任度。FDA局長Robert Califf此前曾在公開場合坦言，FDA的信任度如今已經遭到了空前的挑戰。

那么是哪些人對FDA報以最大的不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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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信任度調查

研究發現，對美國政府官員較低的信任度與H1N1 流感和 COVID-19疫苗接種率下降相關聯。FDA算是美國政府內獲得信任度較高的部門，但也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批評。

特別是在 COVID-19 大流行初期，FDA的多項基于低質量數據（包括羥氯喹和康復者血漿）的緊急使用授權，以及FDA受到政客掣肘時表現得令人“怒其不爭”。Robert Califf已經將重塑FDA的信任度作為戰略目標。

關于對FDA的不信任問題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FDA是否具有能力和高效性？

·FDA行為是否符合美國公眾的最大利益？

·FDA是否遵守規則和條例？

·FDA是否擁有專業知識？

針對以上問題，研究者進行了一項專門的相關調查，研究受訪者對以上問題的觀點，以及社會人口特征、政治傾向和媒體消費如何影響人們對于FDA的評估。受訪者共有2021名，超過半數擁有學士學位或更高學位，55.1% 的人年收入低于 75000 美元。

在 4 分制中（1至4分，分數越高越信任），對 FDA 的信任度平均得分為 2.87（標準偏差為0.79）。男性比女性更信任 FDA（男性：2.97 [標準偏差 0.80]；女性：2.77 [標準偏差 0.77]，P值 < 0.001）。    

有意思的是，受教育程度最高（本科及以上）和受教育程度最低（高中以下）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介于兩者之間的人對 FDA 的信任度更高。（研究生以上：3.05 (標準偏差 0.79)；學士學位：2.90 (標準偏差 0.76）；副學士學位：2.76（標準偏差 0.82），無學位的大學：2.79（標準偏差 0.79）；高中學位：2.75（標準偏差 0.80），低于高中：2.96（標準偏差 0.67）（P值< 0.001）。

來自城市的受訪者對 FDA 的信任度 (3.08 [標準偏差 0.71]) 高于郊區(2.78 [標準偏差 0.80]) 或農村 (2.70 [標準偏差 0. 82]) (P值< 0.001)。

收入較高的受訪者對于FDA信任度更高。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3.01（標準偏差0.78）；年收入10-20萬美元：3.04（標準偏差0.77）；年收入7.5萬-10萬美元：2.87（標準偏差0.78）；年收入5萬-7.5萬美元：2.76   (標準偏差0.77)；年收入3.5萬-5萬美元：2.77 (標準偏差0.82)；年收入2萬-3.5萬美元：2.76 (標準偏差0.85)；年收入低于2萬美元：2.81 (標準偏差0 .74) (P值 < 0.001)。

自我報告健康狀況更好、對醫療保健更滿意的人也更信任 FDA，而更關注新聞（無論是政治新聞還是健康和科學新聞）的受訪者比那些較少關注新聞的受訪者更信任 FDA。有 18 歲以下孩子的受訪者對 FDA 的信任度 (3.03 [標準偏差0.74]) 高于沒有兒童的受訪者 (2.79 [標準偏差0.80]) (P值= <0.001)。對 FDA 的信任度與種族之間沒有形成關聯。

對其他團體、機構和群體（包括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制藥公司、患者權益團體和醫生）有較高信任度的受訪者對 FDA 也會產生較高的信任度。然而對于FDA的信任和對美國國會以及總統辦公室的信任之間沒有關聯。

綜上而看，對于FDA較為不信任的全體大致特征是：

·女性

·保守政治傾向

·對所接受的醫療保健滿意度較低

·沒有 18 歲以下子女的人    

當然這只是統計學范疇內的結論。

從前文提及的人們對FDA不信任度所表現最集中的四個問題來看，FDA 在健康、科學和醫學專業知識方面得到的信任度分數較高。這可能基于目前 FDA 的大部分溝通都是通過新產品批準發布的材料進行的這一事實。這些材料還附有全面的醫療信息。

FDA還經常審查并發布詳細產品描述的新聞稿，以支持 FDA 決策的科學證據。這種對數據的關注本質上傳達了主題專業知識。當然這其中也可能存在“需求偏差”（demand bias）的影響（即調查者的潛在調查動機可能會影響到受試者對于問卷問題的回答）。

相比之下，FDA 在其它幾個問題上的得分相對較低。例如 FDA 在多大程度上有能力和有效（官僚效率）、關注美國人民的利益（政治忠誠）以及遵守既定的由國會提出的規則和法規（遵守法律）。這些主題包括FDA快速有效地審查藥物的能力、在做出決策和制定指導時對公眾觀點（尤其是患者觀點）的關注，以及確保FDA遵守規則的程序保障措施。

受訪者對制藥公司的信任度較低，制藥行業參與 FDA 的決策，以及 FDA 和行業之間的不透明關系可能會進一步削弱公眾對FDA的信任。

FDA在學者眼中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不斷變化的藥物審批標準、對替代措施的依賴性增加、未能及時從市場上撤回某些無效的加速批準藥物、外部專家咨詢委員會的作用的降低、批準低水平藥物等方面。

更棘手的是，制藥公司在FDA某些有爭議的批準決定中似乎發揮了巨大作用，這極大地影響到了外界對于FDA的信任。除了 FDA 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的錯誤決策之外，其他造成巨大爭議的決定包括FDA對于已撤市的阿爾茨海默病療法Aduhelm的批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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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大樓，FDA的最大不信任者？

相對于公眾，FDA的最大不信任卻來自美國軍界。

美國軍方對于FDA的不信任背后的根源非常簡單，即FDA在批準仿制藥上市的監管過程中沒有能夠甄別劣質仿制藥和仿制藥商，令很多質量有缺陷的仿制藥上市。

仿制藥對于美國醫藥市場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其2023年的美國市場規模在1338億美元左右，并且預計將在2024年至2033年按照3.6%的復合年增長率快速增長，并在2033年達到1960億美元的規模。

美國仿制藥中，大約有超過40%來自于印度的制藥公司，然而卻在不斷地制造出存在問題的仿制藥。美國軍方對于劣質仿制藥的震怒已經公開化，并且已經將矛頭指向了FDA在這方面的不作為。    

美國軍方對于FDA 的怨氣，主要在于FDA在審批仿制藥的監管過程中間，只注重監管流程和法規相關的事項，而對質量問題并沒有像歐洲同行那樣進行專門的評估，而是完全依靠仿制藥商單方面提供的數據。

例如tacrolimus（他克莫司）仿制藥，原本是一種免疫抑制藥物，用于降低異體器官移植后存在的排異反應風險。但結果發現，一些tacrolimus劣質仿制藥甚至可能導致腎衰竭和癲癇發作。

受托于美國軍方檢驗tacrolimus的獨立實驗室發現，由印度 Intas Pharmaceuticals Ltd生產的版本與其品牌藥物并不等同。而tacrolimus的質量問題只是潛藏于水面下危機所暴露出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