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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國家藥品審評審批制度的改革，以及一致性評價、4+7帶量采購、醫保談判、抗癌藥零關稅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行，原研創新藥上市的速度越來越快、仿制藥質量進一步提高、藥品的價格也越來越低，老百姓有了更多的用藥選擇，藥品的可及性得到明顯提升。

面對更多性價比高的藥品，老百姓該如何選擇呢？對此，上海交通大學藥學院教授崔永耀表示：“仿制藥和原研藥各有優勢，應給予老百姓選擇藥物的權力，醫師應正確診斷疾病、慎重使用藥物，對于兒童、高齡老人、孕婦等特殊人群及患有心腦血管疾病或腫瘤等危重疾病的患者，或是一些治療窗比較窄的藥物，建議優先選擇原研藥。”

原研藥與仿制藥的區別

原研藥即指原創性的研發新藥，通常經過成千上萬種化合物層層篩選和嚴格的臨床試驗，有效性、安全性得到充分證實方能獲批上市，從研發到注冊上市的時間長達15年左右，投入數億美元。仿制藥，顧名思義，是指與原研藥具有相同活性成分、劑型、給藥途徑、適應癥的仿制藥品，因其仿制到上市只需3-5年，且耗資遠低于原研藥，所以市場售價遠低于原研藥。

我國是仿制藥大國，90%以上的藥品為仿制藥。為了淘汰質量低下、重復率高的仿制藥，進一步提升我國的制藥水平，2012年7月起，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開始分期分批次進行仿制藥一致性評價工作，評價的關鍵內容包括原料一致性（溶出度、雜志、粒度、晶型、手性），制劑一致性（穩定性、API、包裝和雜質）以及生物等效性（安全性和有效性）。此后，通過一致性評價的藥品越來越多，我國仿制藥的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

那么，通過仿制藥一致性評價的仿制藥是否就意味著和原研藥療效、安全性完全一樣了呢？其實不盡然。

就生物等效性而言，一致性評價的標準為與原研藥對比，藥代動力學參數的幾何均值，即藥物的吸收程度和速率在80%-125%之內則認為兩者具有生物等效性。對此，崔永耀教授表示，這個范圍比較寬泛，且原研藥須同時在大樣本的健康和患者群體中建立療效和安全性數據，而仿制藥只需在小規模的健康人群中測試生物等效性。

“藥物除了活性成分之外還有賦形劑，賦形劑直接影響藥物的釋放程度，如果一個仿制藥有效成分是80%，釋放速率、釋放程度是80%，那么產生的療效肯定低于原研藥。”崔永耀教授強調。

若藥代動力學參數大于100%，則說明療效相對提高，但另一方面雜質可能會增加，而攝入過多的化合物將給肝臟和身體帶來負擔。“仿制藥對標的是原研藥，雖然原研藥的有效成分是公開的，但工藝和晶型并沒有公開，在仿制過程中，雖有效成分相同，但由于工藝不同可能含雜質的情況就不同。此外，輔料也影響著藥物的吸收、分布、代謝，最終影響藥物的療效和安全性。”崔永耀教授解釋道。

仿制藥不可能百分百與原研藥一致，歸根究底的原因是研發過程、研發周期的差異。原研藥的研發需要經歷靶標發現、驗證靶標與疾病的關系、基于靶標合成千萬個化合物并不斷改變結構觀察對生物的影響，再基于鎖定的十個左右的候選化合物進行生物學試驗，這一驗證藥學、藥代動力學、藥效學、毒理學的過程就要耗時七八年，之后才能申請開展Ⅰ期、Ⅱ期、Ⅲ期臨床試驗申請上市，上市后還需進行Ⅳ期臨床試驗，進一步觀差藥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這一過程至少十多年。

“而仿制藥只需要觀差吸收程度和吸收速率是否與原研藥相同或沒有統計學指標上的差異，比如最大藥物濃度、達峰時間、曲線面積等。此外，仿制藥的評價僅有單劑量、短時間的評價，隨著時間的推移，不確定是否存在潛在的風險，原研藥的研發周期長，對安全性、有效性的觀差則相對充分。”崔永耀教授表示。

特殊疾病特殊人群選擇藥物需慎重

相比原研藥，仿制藥由于價格相對低廉受到患者的親賴，但由于仿制藥并非完全和原研藥一致。為了獲得更好的治療效果并確保用藥安全，崔永耀教授表示應根據患者的具體情況選擇使用仿制藥還是原研藥，醫師應告訴患者兩種藥物的差異，若是兒童、孕婦、老人等特殊人群及心腦血管、腫瘤等危重疾病患者建議優先選擇原研藥。

2018年，《我不是藥神》電影上映，講述了主角為買不起原研格列衛的患者從印度購買仿制藥的故事，引起了大眾對原研藥和仿制藥的爭論。其實在2011年世界血液病年會上就報道了伊拉克設計并實施格列衛換用仿制品的研究。研究結果顯示，3個月后就有17%的患者疾病進展到晚期，16%的患者喪失療效，同時患者生存模型分析顯示，換用仿制品的患者平均1.58年開始出現疾病惡化，而繼續原研藥治療的患者14.51年無疾病進展。

“印度的‘神藥’不是神藥，相反還很危險，為什么？因為很可能是小藥廠小作坊生產的，用原料藥粉去做臨床試驗，或沒有賦型劑，藥物的吸收大打折扣。” 崔永耀教授笑稱。

腫瘤患者用藥也需要慎重。以肺癌為例，據國家癌癥中心發布的全國癌癥統計數據顯示，肺癌已成為中國乃至全球發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惡性腫瘤，由于癥狀不具有特異性，多數患者確診時已進入中晚期。隨著醫學技術不斷進步，肺癌治療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尤其是靶向治療的出現，顯著延長了肺癌患者的生存期。

靶向抗腫瘤藥物需要有效地占據受體靶點、促進癌細胞凋亡，穩定地產生抑制腫瘤的作用。“仿制藥有些人耐受，有些人不耐受，產生的結果可能是不耐受導致治療中斷，就等于必須放棄這類藥的治療，而癌癥患者的生命周期是有限的，每一個治療方案都是救命稻草。” 崔永耀教授說道。

2004年，全球首個EGFR-TKI靶向藥原研吉非替尼在中國獲批，標志著中國的肺癌治療進入精準治療時代。與傳統化療方案相比，吉非替尼可顯著提高EGFR突變患者的客觀緩解率、延長無進展生存期，且總體耐受性良好。由于療效顯著且市場龐大，引起了國內藥企的爭相仿制。

吉非替尼需長期服用，以往醫保支付后，患者每月還需自付千元左右，仍有一定的經濟壓力。隨著吉非替尼進入“4+7”帶量采購，原研吉非替尼價格降幅高達76%，降價后僅為547元/盒，再加上60%-80%不等的各地醫保報銷政策，患者只需幾十元到二三百元就可以用上原研靶向藥，大大減輕了經濟負擔，藥物的可及性得到進一步的提高。

崔永耀教授表示，隨著集采的推進，質優價廉的原研藥和通過一致性評價的仿制藥將大大惠及廣大患者，而到底是仿制藥還是原研藥則需根據自身治療及經濟情況進行選擇，進而達到最好的治療效果。

目前，我國正從制藥大國向制藥強國邁進，要想仿制藥替代原研藥，還需要進一步提高仿制藥的質量，并建立規范的監測體系。對此，崔永耀教授認為，一方面從源頭加強我國的制藥工業能力，保證原料純度符合國際要求；另一方面淘汰技術不過關的小藥廠，扶持大藥廠，把大企業做強，增強基礎研究能力和自主創新能力；其次加強監管，定時不定時抽查，并提高仿制藥一致性評判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