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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9年，汪誠信和老鼠已經打了64年的交道。回首一個甲子的“斗鼠”之路，他表示，“滅老鼠，要把得住方向、頂得住困難、耐得住寂寞、經得起冷落。”

結緣：“一條斜路走到黑”

“緣分”——藥學院藥物化學系畢業的本科生，為什么竟然跟老鼠打了一輩子交道，耄耋之年的汪誠信用這樣兩個字給出了答案。早在2009年，他就給自己的第二本文集起名為《我與老鼠有緣》，以紀念這段難忘的歲月時光。

60多年的“斗鼠”故事，緣起偶然。汪誠信出生在江西貴溪縣，當醫生的父親希望他子承父業，他卻一心想學工。最后折中，報考了醫學院的藥物化學專業。

1955年，汪誠信從上海醫學院藥化系畢業。雖然認定“要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但當分配名單公布，得知自己被分配到長春鼠疫防治所，他還是感到不知所措。專業對不對口、自己去了能干什么，發展前景如何，一片茫然。待到報到后，才發現事出有因。

鼠疫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甲類傳染病。建國初期，鼠疫流行未熄，潛在巨大健康威脅，防控任務極其緊迫。在世界范圍內，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三次鼠疫的全球大流行，其中一次將歐洲人口消滅了三分之一。我國的鼠疫流行也曾一次造成幾十萬人的死亡。保障人民群眾健康需要控制鼠疫，控制鼠疫需要滅鼠，滅鼠要用滅鼠藥，用滅鼠藥需要懂藥的人。鼠疫防控和懂藥的人就這樣連在了一起。

但問題隨之而來。“我學的是合成治病的藥，這里用的卻是要命的藥。”剛開始，汪誠信內心是矛盾的。但他轉念一想，總不能當逃兵，自己不改行讓別人改行。“干！”決心一下，他就再沒離開過。

中間也不是沒有改行的機會。1956年，解放后首次大張旗鼓貫徹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媒體上對大學畢業生用非所學的現象紛紛曝光、批評。其間，《健康報》發表了一篇讀者來信，批評藥科畢業生分配不當，文中舉的第一個實例就是汪誠信。《健康報》是衛生部機關報，意見很有分量。防治所領導見報后，已經做好批準他調離的準備。沒想到，汪誠信交上去的不是調離報告，而是將愛人調到長春來的申請。“我那時已經進入了角色，認識到滅鼠工作的重要性，認識到無論什么專業畢業，搞滅鼠都需要改行，既然我走了還要有人來改行，不如我‘既來之，則安之’，挑起這副擔子。”

1957年，汪誠信隨長春鼠疫防治所一起進入了衛生部北京流行病研究所。研究所理化室缺人，領導征求他意見，是否想歸隊搞老本行。了解到理化室主要是實驗室工作，不需要去現場，汪誠信還是選擇了醫學昆蟲室。

1970年，結束8個多月的“五七”干校生活，汪誠信回所時恰逢所內業務人員重新定崗。已經深陷“滅鼠”泥潭的汪誠信毫不猶豫，打定主意要“一條斜路走到黑”。

在很多人看來，搞滅鼠， 鼓搗“耗子藥”，是件沒出息的事，要不胸無大志得過且過，要不就是沒有能耐的無奈之舉。作為學科，滅鼠不是熱門，不被重視，堅持鉆研的人少，汪誠信卻在這條路上一走就是六十多年。汪誠信說，其間也會有迷茫、有失落，但自己從未后悔過。

向老鼠學 到現場去

下決心搞滅鼠不容易，真正能把事干出名堂，對于“半路出家”的汪誠信,更是非常不容易。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汪誠信決定“向老鼠學”。

青海門源鼠疫區開展調研工作（圖中左二為汪誠信）

第一次去草原疫區，為了近距離觀察黃鼠對不同食物的態度，汪誠信找來一個大柳條筐，把一米多高的筐倒扣在離洞口不遠的草地上。大清早，老鼠還沒出洞時，他就貓身鉆進去，從筐縫中向外觀察，一次就是五六個小時。“這個辦法很笨但很靈，黃鼠對柳條筐這個龐然大物，半個小時就適應了，照常活動”。通過這個笨辦法，他了解到了不同黃鼠個體對鼠夾、毒餌的反應，以及對不同食物的取食情況。

參加工作頭10年，汪誠信接觸過的鼠類除大、小白鼠、家兔等實驗動物外，有褐家鼠、小家鼠、黃胸鼠、達烏爾黃鼠、喜馬拉雅旱獺、黑線姬鼠、大倉鼠、背紋倉鼠、五趾跳鼠、三趾跳鼠、草原鼢鼠等；試驗現場分布在黑龍江、吉林、內蒙古、北京、云南、河北等；鼠密度調查方法用過鼠夾法、弓形夾法、鼠籠法、堵洞掘開法、線路法等；接觸過的滅鼠劑包括碳酸鋇、亞砷酸、安妥、普羅米特、磷化鋅、黃磷等，前前后后試驗了上千種藥。

“參加工作前20年，現場工作主要靠兩條腿。”汪誠信回憶說，一是為了測量距離和面積，鍛煉走標準步，每小時走6公里，每135步走100米。草原上的電線桿，每50米一根，是練步的絕佳標尺。二是，草原上毒餌滅鼠，拉大網前進，人距5-10米，日行25-30公里，步行是基本功。

上世紀50年代末，借鑒國外經驗，我國開始在黃鼠鼠疫源地開展大規模滅鼠活動。1966年，汪誠信赴內蒙古紅星牧場開展滅鼠試點，并擔任其中一個滅鼠工作隊隊長。他領著20個民工在4000公頃土地上往復來回，消滅黃鼠，目標是在100天內達到任選10公頃不超過一個老鼠，也就是說150畝地里面只可以有一只老鼠，有2只就是不合格，就得返工。“那時候，大家除了刮大風下雨天天干，每四個星期就會穿破一雙解放鞋。”功夫不負有心人，最終鼠密度下降，實現了既定目標。

由于工作關系，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汪誠信多次奔赴青藏高原，好幾次一去就是半年。在青藏高原夜宿帳篷，春天時外面零下10度，帳篷里零下9度。天氣太冷，只能往被子上壓東西。1967年的中秋夜，大雪甚至把帳篷都壓塌在他的棉被上。

常年奔波在外，生活條件艱苦是常事。有一年在寧夏，每頓吃的都是鹽水泡韭菜，沒有一滴油，以至于后來汪誠信很長時間見了韭菜就惡心。糧食有細沙，做出來的主食不敢咬到底，輕輕咬一下就往下咽。飯里吃出蒼蠅，挑出來扔掉后照常吃。

風餐露宿，自然也少不了各種危險和意外：狼、毒蛇、螞蝗，汪誠信都曾面對面遭遇過。騎馬遇到3次，步行遇到5次，對于如何應對狼，汪誠信很有心得：“狼很聰明，看到你有鐵鍬，離你100米；看到你空手，離你50米。你進它退，你走它跟，保持安全距離。只要鎮定，單人單狼沒有問題。”在云南疫區，遇到毒蛇次數較多。有一次晚上上床時，竟然發現一條一米多長的蛇盤爬在被子上。遭受旱螞蝗的侵犯，也不下20次。“就是出點血罷了，也沒什么。”汪誠信笑著說。

“我到過大部分疫區，經受過白毛風的鍛煉，體驗過摔馬、翻車的滋味。“汪誠信回憶，自己騎馬摔過二、三十次，最嚴重的一次是左臂骨裂；在青海湖邊，乘坐的卡車側翻到溝里，好在沒有大礙； 在天津郊區乘坐的小汽車滑進水溝邊、撞到樹上，他人沒事，只是車不行了。“總之，命大福大，化險為夷。”汪誠信說。

三個心愿

經營反復摸索學習，汪誠信在傳染病媒介與宿主的生態學與防治方法、策略的研究領域很快脫穎而出，對鼠疫、流行性出血熱、鉤端螺旋體病的宿主及居民區鼠類防制有較高造詣，使鼠類防治成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他倡導并組建的全國家鼠鼠情監測網，從1985年至今，在我國家鼠防治中起到了積極作用。20世紀80年代，汪誠信致力于創建滅鼠先進城市和單位活動，擔任全國20多個城市、機場、港口的技術顧問，并大力推進與農林交通等部門的協作，熱心提供技術咨詢和人員培訓。

搞鼠害是小學科，人才特別缺乏，汪誠信對年輕人悉心栽培也不遺余力。他與中華預防醫學會媒介生物學及控制分會主任委員、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劉起勇有30年的師生情誼。劉起勇表示：“汪老對年輕人特別信任，放手給機會。他平時沒有高大上的話語，都是實實在在的支持。”

劉起勇還清楚的記得，自己剛工作不久，趕上剛落成的中日友好醫院鬧鼠害。“你放心干， 有問題我給你頂著。”汪誠信舉薦他的時候表示。最終，劉起勇不負眾望，漂亮地完成了工作，得到了衛生部領導的表揚。“從那以后，我對這個專業更加熱愛，覺得有價值、有成就感，人也變得更自信、更大膽了。”劉起勇回憶說。還有一次，寫了一篇關捕鼠器械效果評價的文章后，他請汪誠信指導。讓他沒想到的是，汪誠信在春節期間逐字逐句詳細修改了論文。以第一作者發表論文后，劉起勇備受鼓舞，萌生了讀研究生的念頭，后來成功考取汪誠信的在職研究生。“老師特別注重細節，以身示教。他常常說搞公共衛生離開現場是不行的，不能只靠書本。“劉起勇表示，自己受老師影響最大的就是一定要下現場。自己的研究生選題，內蒙包頭研究現場的選擇是汪誠信親自聯系的。

病媒生物防控需要完善的網絡，基層網底不牢，公衛工作很難落實。沒有完善的監測網絡，信息數據不及時反饋，也難以精準決策。在劉起勇眼中，汪誠信很有戰略眼光，非常注重人才和體系能力建設，先后主持舉辦多期鼠類防治訓練班，毫無保留的分享從業經驗，為我國鼠類防治基層一線輸送了大量應用型人才。

為和老鼠“斗到底”，為滅鼠學科發展提供助力，汪誠信有三個心愿：辦學會、辦雜志、出專著。

無鼠害港鑒定專家學術會

建國后，有害生物治理工作才剛剛起步，汪誠信偶有參加學會活動，都是蹭會，如流行病學會、動物學會、植物保護學會等。在汪誠信及相關專家的積極爭取下，1989年2月，中華預防醫學會媒介生物學及控制分會成立，是中華預防醫學會首批成立的5個分會之一。汪誠信連任一、二、三屆分會主任委員；1992年，中國鼠害與衛生蟲害防制協會成立，汪誠信擔任副會長。一個專業從無到有并逐漸發展壯大，汪誠信為學科和學會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專業雜志創辦背后,同樣離不開汪誠信的不懈努力。1984年，在出差的火車中，他正好與河北省主管文教衛生的副省長高占祥坐對面。交談中，汪誠信談到刊號緊張，想創辦一份滅鼠相關專業期刊十分困難。“滅老鼠很要緊。”高副省長聽后當即表態，可以到河北省申報雜志刊號。1985年，《中國鼠類防制雜志》（后擴充為《中國媒介生物學及控制雜志》）創刊，從此，滅鼠工作者們有了自己學術交流、發表文章的專屬園地。

而書，汪誠信寫了不止一本。1981年，《滅鼠概論》成為我國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滅鼠專著，此后多次重印，被業界奉為圭臬。早在1959年，汪誠信接受任務為全國流行病醫師進修班講課，利用業余時間自編《滅鼠講義》，邊講邊修改。全書涉及鼠害防治的各方面，縝密的現場實驗、豐富的資料數據、深入細致的研究背后是他多年全身心的巨大投入與付出。

1983年，為滿足滅鼠知識科普需要，汪誠信還編寫了《老鼠與鼠害防治》。77頁的小冊子，兼具科學性和可讀性，全書分為幾十個相對獨立的小題編寫，每個小題都可利用黑板報登出，深受基層讀者喜愛，被時任衛生部副部長黃樹則在《北京晚報》上專文介紹。《藥物滅鼠》《滅鼠技術與策略》《家庭防蟲滅鼠》《家庭衛生害蟲趣談》《有害生物治理》……從學術著作，到科普讀物，100萬余字的專著及論著都是王誠信數十年“斗鼠“心得的精華。

敢于直言 勇于擔當

1994年、1995年，“邱氏鼠藥案”連續兩年被國家評為十大科技新聞之一。全國上百家媒體以及《科學》等國際權威學術期刊相繼報道此事。作為重要當事人，汪誠信又一次“出名”了。

上世紀80年代后期，各種傳媒大力宣傳的“邱氏鼠藥”是河北無極縣邱滿囤發明的，宣稱可以“想滅公鼠滅公鼠，想滅母鼠滅母鼠”。老鼠吃藥后十幾分鐘后就死了，效果奇佳，因而備受追捧。

事實上，該鼠藥使用兩種強毒鼠藥 氟乙酰胺和毒鼠強，這兩種鼠藥不僅便宜且起效快，符合群眾希望老鼠吃藥后“三步倒”的要求，但從科學滅鼠的角度考量并不可取，而且還給人、畜和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危害。汪誠信向中央領導建言,召開全國滅鼠技術研討會。會議討論分析提出，邱氏鼠藥中的引誘劑有待改進，所含劇毒的氟乙酰胺不得使用，建議國家有關部門盡快制定鼠藥管理條例。

但會后，當時媒體對于邱氏鼠藥的宣傳勢頭并未減弱。1992年，汪誠信和4名科學家聯名發表了“呼吁新聞媒介要科學宣傳滅鼠”的文章。文章發布后，邱氏鼠藥生產者以“名譽侵權訴狀”將專家們告上了法庭，汪誠信被列為第一被告。

不料，一審汪誠信等人敗訴。為維護科學權威，汪誠信等人承擔巨大壓力，積極奔走呼吁。其間，近400位全國政協委員分別多次提案，學界眾多專家也坦承直言，支持5位科學家。這場科學與偽科學的較量持續了2年半之久，最終，汪誠信等人二審勝訴。1995年，國務院通知對全國的邱氏鼠藥予以沒收和銷毀，查封邱氏鼠藥廠。2004年，全國禁用毒鼠強。

時任中國科協黨組書記、副主席高鎮寧1995年在為邱氏鼠藥案文集撰寫的前言中曾寫道：“汪誠信等五位專家從事鼠害科研和防治工作數十年，為我國的滅鼠工作貢獻了他們的青春、智慧和才華。在這次歷時兩年半的審理過程中，通過各種新聞媒介的廣泛介紹和傳播，在我國城鄉各地廣大人民群眾中起到維護科學尊嚴和普及滅鼠科學技術知識的積極作用，這是大家始料未及的，其意義遠遠超出了打一場官司的輸贏本身，這是汪誠信等五位專家對我國滅鼠工作的又一新的重要貢獻。”

“邱氏鼠藥案”總結會于1995年3月29日在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召開

1991年，我國南方地區發生嚴重洪災。受衛生部指派，汪誠信帶領抗洪防病調查組到蘇南災區考察，并對當地災后處理提出意見。出發前，衛生部明確中央已備妥飛機、藥品，為洪澇災區航空殺蟲，調查組到達現場后，盡快反饋信息，以便派機。抵達現場調查后，汪誠信一行認為當地防控得力不必飛機噴藥。“該負責時不能推脫。”作為第一責任人，汪誠信毫不猶豫地寫下自己的名字。年末，汪誠信和團隊由于實事求是地提出不派飛機的建議，不僅節省了開支，而且減少了污染，他因為被評為全國救災防病先進個人。

退休后，還常有會議活動邀請汪誠信發言，他談得更多的是思考和反思，“成績越多，越需要總結。看看大成績里有哪些是小進步”“給大家提個醒、補個漏”。不久前，看到有的企業推出“除四害”家庭套餐，他提出反對，“誰家也不太可能‘四害’俱全，不應該捆綁銷售。”

在這位86歲老人的心中，沒有什么是比尊重科學、實事求是更為緊要的事，“惟愿自己能成為一支小小的紅燭，在前進的路邊發光。”汪誠信表示，自己現在年邁力衰，做不了太多的事，只能做點力所能及的小事，“但在有生之年，能夠看到國家的飛速發展，英才輩出，看到在專業論文的引用文獻中，逐漸看不到自己的文章，說明接班人早已超越，學科與行業飛速向前，我應該為自己的落伍而驕傲。”汪誠信如是說。（本文由中華預防醫學會提供素材）

人物小傳：汪誠信 男，我國著名病媒生物防治專家，鼠類防治學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帶頭人。畢生從事鼠類防制方法及策略研究，建立了符合我國國情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實用有效的防治措施及其評價方法和標準；在組織全國科研協作、倡導和創建滅鼠先進單位與城市宣傳鼠藥安全和科學滅鼠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貢獻。1986年被評為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1991年領取國務院的政府特殊津貼； 1991年11月，衛生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頒獎，授予汪誠信同志救災防病先進個人。1999年被中宣部、科技部、中國科協評為全國科普先進工作者。2015年5月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直屬機關黨委頒證，汪誠信同志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