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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 中國科學報

顧方舟 

浙江寧波人，病毒學家、教授。195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醫學院醫學系，1955年于蘇聯醫學科學院病毒學研究所研究生畢業，獲醫學副博士學位。原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北京協和醫學院校長、中國科協常委、北京科協主席、中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免疫學會名譽理事長。顧方舟研究脊髓灰質炎的預防及控制42年，是我國組織培養口服活疫苗開拓者之一。1958年他在我國首次分離出“脊灰”病毒，為免疫方案的制定提供了科學依據。上世紀60年代初，他研制成功液體和糖丸兩種活疫苗，使數十萬兒童免于致殘，同時提出采用活疫苗技術消滅“脊灰”的建議及適合于我國地域條件的免疫方案和免疫策略。

童年：埋下學醫的種子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近代寧波建設史上的一個標志性時期，那些小橋流水、泛舟湖上、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江南秀美景色，正受著近代化的劇烈沖擊，逐漸被頗富新意的市政設施取代。 

1926年，顧方舟在寧波出生了。然而與寧波轟轟烈烈建設場面不同的是，顧方舟的童年生活頗為不幸。他的父親顧國光，在他4歲時不幸去世了。為了養家糊口，顧方舟的母親周瑤琴辭去教師職業，只身赴杭州學習剛剛興起的現代助產技術，留下年幼的顧方舟交由外婆照顧。 

母親不在身邊的日子是孤獨、痛苦的。有一次，學校要排演一場話劇，顧方舟非常興奮地舉手報名。但是那么多角色中，老師偏偏讓顧方舟演乞丐。同學們都笑話他：笑話他沒有爸爸，笑話他家里窮，就應該演乞丐……為了不讓外婆傷心，懂事的他只好裝作很喜歡演乞丐的樣子，還讓外婆把哥哥的舊袍子改成乞丐裝。 

1934年，周瑤琴于杭州廣濟助產職業學校畢業，帶著顧方舟北上天津，在英租界掛牌開業，成為職業助產士。租界里的日子很艱難。地痞滋事、流氓敲詐，警察還借保護之名行勒索之實。一次警察來勒索，恰巧被顧方舟看見。警察走后，看著顧方舟恐懼和憤怒的目光，周瑤琴嘆了口氣，摸著他的頭說：“兒子，你要好好讀書，要爭氣。長大了，你要當醫生。當了醫生，我們就不用求別人了，都是別人求你救治。” 

在這個國無國格、民如喪家土狗的年代，哪有職業能真的揚眉吐氣？但在十多歲的顧方舟聽來，“不用求別人”這句話，是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從記事起，顧方舟的世界充滿同學的嘲笑、老師的欺負、洋人的欺侮、警察的壓榨，而以后可以不用求人，不用在乎這些人的臉色，想到這里就欣喜不禁。他的心中，悄悄種下了一顆從醫的種子：我要爭氣，我要聽媽媽的話，當醫生！

家國間架起的橋梁：我要做公共衛生！

1937年7月29日，日本開始攻打天津，一時間尸骸縱橫，滿眼皆是殘垣斷壁，數十萬百姓無家可歸，天津淪為一座人間地獄。顧方舟一家在英租界里，這里是洶涌大海中的一片孤島，享受著孤獨的和平，品嘗著亡國奴的滋味。

顧方舟的初中是昌黎匯文中學，不在英租界內。每天，顧方舟都要拿著通行證出租界去上學，放學后再拿著通行證進租界。進出租界的關卡處有座崗樓，四四方方的，很是森嚴。崗樓上掛著慘白的太陽旗，站著架著機槍的日本兵。顧方舟和同學們第一次通過關卡時，幾個日本兵就端著槍走來，查完他們的通行證后，要求他們向太陽旗鞠躬。顧方舟和同學們很不情愿，還沒等他們表態，日本兵就按住一個同學一頓拳打腳踢，倒在地上久久起不來。除了以前的課程外，顧方舟和同學們還要被迫學習日語。那些封面上寫著方正漢字的教科書，打開全是日語。要是日語學不好、背不出，日本人就會拿著寬寬的木板，叫班長打你手掌。班長如果不打或者打得不狠，日本老師就親自上陣，拿著板子打班長，直到把手打腫了才算完。 

什么是亡國奴的滋味？這就是亡國奴的滋味！男人被奴役，女人被欺侮，同胞尸橫遍野，亡國熱淚灑遍故國，滿腔熱血報國無門。每天太陽升起時，顧方舟看到的不是希望，而是日本人兇殘的目光，是難以名狀的屈辱。每每這時，立志學成報國的念頭就在顧方舟的心中燃燒。 

1944年，顧方舟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北京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在這里，他遇到了嚴鏡清先生。嚴鏡清先生早年赴美留學，歸國后是享有盛譽的公共衛生專家。當時中國的公共衛生事業剛剛起步，國人對公共衛生很陌生：廁所沿街沿河而建,糞便尿溺時常滿溢；河水擁有飲用、洗衣、除垢、排污等多重用途；水井與廁所比肩而設,平時村落就垃圾遍地、臭氣熏天……衛生環境的惡劣直接導致疾病的流行，死亡率之高令人咋舌。嚴先生常常講著講著，眼眶就紅了，顧方舟也忍不住地潸然淚下。 

一次，班里一個女生隨嚴老師去河北，考察礦工的勞動衛生狀況。回校后她嚎啕大哭，邊哭邊講礦上的慘狀：礦工毫無保障，穿著麻袋，鞋破露趾，夜枕磚頭，日不見天，有時被包工頭打得流血露骨頭，病死了就扔到萬人坑里……她邊說邊哭，周圍同學也是聞之落淚。偌大的教室里，只有女生的哭訴和同學們的抽泣。她不知道，她的這番話對一旁的顧方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我要做一個公共衛生學家，讓更多的人遠離疾病、擁抱健康！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自己已進入中國最高學府，又怎能只想著自己呢？顧方舟似乎一日之間長大了，國家、民族和個人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

1947年10月，當北平地下黨組織，通過已是黨員的顧方舟弟弟找到顧方舟時，他毫不猶豫地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大學理學院張碩文同志介紹下，顧方舟鄭重地在黨旗下宣誓，成為了一名共產黨員。 

研究脊髓灰質炎：以身試藥 

大學畢業后，顧方舟踐行了自己求學時的理想，來到了大連衛生研究所，從事痢疾的研究工作。朝鮮戰爭爆發后，顧方舟被派往戰場，治療患了痢疾的戰士。1951年，在戰場后方的顧方舟被召回大連，作為中國第一批留學蘇聯的學生，被派往蘇聯醫學科學院病毒研究所學習。 

顧方舟的導師是蘇聯著名的腦炎病毒專家列夫科維奇教授。1955年夏天，顧方舟以優異論文《日本腦炎的發病機理和免疫機理》，取得了蘇聯醫學科學院副博士學位，結束了在蘇聯的學習，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國。1957年，顧方舟帶領了一個研究小組來到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進行脊髓灰質炎的研究工作。 

脊髓灰質炎又稱小兒麻痹癥，在國內的暴發發生于1955年，江蘇南通全市1680人突然癱瘓，大多為兒童，466人死亡，隨后迅速蔓延，青島、上海、濟寧、南寧……一時間，全國聞之恐慌。 

1957年，顧方舟調查了國內幾個地區脊髓灰白質炎患者的糞便標本，從北京、上海、天津、青島等十二處患者的糞便中分離出脊髓灰質炎病毒并成功定型，并發表了《上海市脊髓灰質炎病毒的分離與定型》。這項研究，是我國首次用猴腎組織培養技術分離出病毒，并用病原學和血清學的方法證明了I型為主的脊灰流行。以此研究為標志，顧方舟打響了攻克脊灰的第一戰。

1959年3月，衛生部決定派顧方舟等人到蘇聯考察脊灰疫苗的生產工藝。 

當時，美國和蘇聯均研制出了脊髓灰質炎疫苗，疫苗分為活疫苗和死疫苗兩種，死疫苗安全、低效、昂貴，活疫苗便宜、高效但安全性仍有疑問。美國已大規模推廣死疫苗的接種。經過幾周的研究，死疫苗逐漸揭開了神秘面紗，他失望地發現，美國Salk研究的死疫苗雖有效果，但控制脊灰流行的效果不如人意，只能防止已經感染病毒的患者不發病，不能阻止脊灰病毒在人群中的傳播。此外它的費用昂貴，需要注射三次，每次的注射費用高達五美元。顧方舟還發現，美國病毒學家Sabin還發明了活疫苗，但始終無法進行安全性試驗。

顧方舟意識到，這是關于疫苗生產的技術路線的問題：若決定用死疫苗，雖可以直接投入生產使用，但國內無力生產；若決定用活疫苗，成本只有死疫苗的千分之一，但得回國做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研究。他判斷，根據我國國情，只能走活疫苗路線。他立刻向國內寫信匯報在蘇聯的考察情況，并加上了自己的判斷：我國不能走死疫苗路線，要走活疫苗路線。

不久，衛生部采納了顧方舟的建議。1959年12月，經衛生部批準，中國醫學科學院與在北京衛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協商，成立脊灰活疫苗研究協作組，顧方舟擔任了組長，進行脊髓灰質炎疫苗的研究工作。 

顧方舟制訂了兩步研究計劃：動物試驗和臨床試驗。經過一番波折通過動物實驗后，進入了臨床試驗階段。按照顧方舟設計的方案，臨床試驗分為Ⅰ、Ⅱ、Ⅲ三期。Ⅰ期臨床試驗主要觀察疫苗對人體是否安全，有無副作用，只需少數人受試。Sabin教授正是困在了這一步，難以前進。

這是一個自強、忍耐、奉獻的年代。幾乎是毫不猶豫的，顧方舟和同事們決定自己先試用疫苗。冒著癱瘓的危險，顧方舟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一周過去后，顧方舟的生命體征平穩，沒有出現任何的異常。

然而，他的眉頭鎖得更緊了。因為他面臨著一個他一直擔憂的問題——成人本身大多就對脊灰病毒有免疫力，必須證明這疫苗對小孩也安全才行。那么，找誰的孩子試驗呢？又有誰愿意把孩子留給顧方舟做試驗呢？ 

望著已經進展至此的科研，顧方舟咬了咬牙，毅然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拿自己剛滿月的兒子做試驗！

顧方舟的兒子剛剛滿月，這樣一個鮮活的生命，讓家中充滿了活力和希望。如今，要拿兒子做試驗，妻子要是知道了，不知會發多大的火？想到這里，顧方舟決定偷偷給孩子服用疫苗，獨自承擔可能面臨喪子的巨大壓力。但紙里包不住火，妻子還是得知了兒子被丈夫拿去做試驗的消息。她“質問”顧方舟這是不是真的，顧方舟只好小心地承認了。讓他欣慰和感動的是，妻子不但沒有怪罪他，還寬慰他兒子一定會平安的。 

在顧方舟的感召下，同事們也紛紛給自己的孩子服用了疫苗。這些初為人父母的年輕人，用一種看似殘酷的執著，表達著對國家、對人民、對科學的愛。這是科學史上值得記載的壯舉，也是新中國成立后的輝煌史詩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測試期慢慢過去了。面對著孩子們一張張依然燦爛的笑臉，顧方舟和同事們喜極而泣、相擁慶祝：疫苗是安全的！努力沒白費，疫苗是安全的！ 

Ⅱ期臨床試驗是安全性和藥效的初步評價。1960年，在成立了專門機構、制定了研究方案后，2000人份的疫苗在北京投放，結果表明，疫苗安全有效。 

Ⅲ期臨床試驗，是對疫苗的最終大考：流行病學檢測。顧方舟將受測人群從2000人一下子擴大到450萬人，在北京、天津、上海、青島、沈陽等大城市展開了試驗。近一年的密切監測表明，各市脊灰發病率產生了明顯的影響。與1959年相比降低1~12倍，未服疫苗組發病率比服疫苗組高7.2~20倍。三期臨床試驗的圓滿成功，表明顧方舟研究的疫苗可以投入生產、給全國兒童服用了。 

打響脊灰殲滅戰：糖丸疫苗問世

早在1958年，衛生部派顧方舟去蘇聯考察死疫苗的生產情況前，政府就考慮到了疫苗的生產問題，決定在云南建立猿猴實驗站。1959年1月，將衛生部批準正在籌建的猿猴實驗站改名為醫學生物學研究所，以此作為我國脊灰疫苗生產基地。 

生產基地的建設面臨著設計資料少、交通運輸困難、物資緊缺、蘇聯撤走所有援華專家的困難。顧方舟后來時說：“那個時候我也不知道哪來的膽兒，就說：‘行！雖然有困難，但是能夠克服的，一定努力干！’……因此，黨委又派了四五位領導，來到昆明實地考察。他們一看，這個地方要電沒電、要水沒水，馬上就搖頭，認為在這里生產疫苗不可能。我只好據理力爭，說這些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那時候我們沒有房子，住都沒地方住，搭起爐灶來就那么干，吃也吃不飽，那段時期真是太艱苦了，可是大家在那個時候確實是勒緊了褲帶，咬緊了牙關干。”九個月后，有19幢樓房、面積達13700平方米的疫苗生產基地，終于建成了。 

1960年的春天，周總理來到了這里。周總理是去緬甸訪問的途中，路過昆明的。在云南省長劉明輝、外交部長助理喬冠華的陪同下，來到了疫苗生產基地。顧方舟對正在視察疫苗的總理說：“周總理，我們的疫苗如果生產出來，給全國7歲以下的孩子服用，就可以消滅掉脊髓灰質炎！” 

周總理聽了，直起了身子，認真地問道：“是嗎？” 

“是的！”顧方舟拍著胸脯道：“我們有信心！” 

周總理開心地笑了，打趣道：“這么一來，你們不就失業了嗎？”

顧方舟也被總理的情緒帶動起來，他緊張的心放松下來，說道：“不會呀！這個病消滅了，我們還要研究別的病呀！” 

周總理拍了拍他的肩膀，贊許道：“好！要有這個志氣！” 

試生產成功后，全國正式打響了脊灰殲滅戰。1960年12月，首批500萬人份疫苗生產成功，在全國十一個城市推廣開來。經過廣泛的調研，顧方舟等人很快掌握了各地疫苗使用情況，捷報像插上了翅膀紛飛，傳到了顧方舟的手中：投放疫苗的城市，流行高峰紛紛削減。 

面對著日益好轉的疫情，顧方舟沒有大意。他敏銳地意識到，為了防止疫苗失去活性，需要冷藏保存，給中小城市、農村和偏遠地區的疫苗覆蓋增加了很大難度。另一方面，疫苗是液體的，裝在試劑瓶中運輸起來很不方便。此外，服用時也有問題，家長們需要將疫苗滴在饅頭上，稍有不慎，就會浪費，小孩還不愿意吃。

怎樣才能制造出方便運輸、又讓小孩愛吃的疫苗呢？顧方舟突然想到，為什么不能把疫苗做成糖丸呢？經過一年多的研究測試，顧方舟等人終于成功研制出了糖丸疫苗，并通過了科學的檢驗。很快，聞名于世的脊灰糖丸疫苗問世了。除了好吃外，糖丸疫苗也是液體疫苗的升級版：在保存了活疫苗病毒效力的前提下，延長了保存期——常溫下能存放多日，在家用冰箱中可保存兩個月，大大方便了推廣。為了讓偏遠地區也能用上糖丸疫苗，顧方舟還想出了一個“土辦法”運輸：將冷凍的糖丸放在保溫瓶中！ 

這些發明，讓糖丸疫苗迅速撲向祖國的每一個角落。1965年，全國農村逐步推廣疫苗, 從此脊髓灰質炎發病率明顯下降。1978年我國開始實行計劃免疫, 病例數繼續呈波浪形下降。

此后顧方舟繼續從事著脊髓灰質炎的研究。1981年起，顧方舟從“脊灰”病毒單克隆抗體雜交瘤技術入手研究。1982年，顧方舟研制成功“脊灰”單克隆抗體試劑盒，在“脊灰”病毒單克隆抗體雜交瘤技術上取得成功，并建立起三個血清型、一整套 “脊灰”單抗。 

1990年, 全國消滅脊髓灰質炎規劃開始實施，此后幾年病例數逐年快速下降,自1994年9月在湖北襄陽縣發生最后一例患者后,至今沒有發現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質炎病例。2000年，“中國消滅脊髓灰質炎證實報告簽字儀式”在衛生部舉行，已經74歲的顧方舟作為代表，簽下了自己的名字。這位為脊髓灰質炎的防治工作奉獻了一生的老人，得到了全國人民的尊重和贊美。

（作者系北京協和醫院醫師）

1959年，顧方舟（前排右一）在昆明與職工創建生物醫學研究所，正在建設工地平整地基。

1986年11月，顧方舟（右三）訪問列寧格勒全蘇外科研究院，并向主人介紹代表團中國專家。

2000年經中國國家以及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區消滅“脊灰”證實委員會證實，中國本土“脊灰”野病毒的傳播已被阻斷，成為無脊灰國家。

周恩來總理在顧方舟同志陪同下視察生物所。

2012年，在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科技大會上，顧方舟（右二）獲終身成就獎。 

責任與使命

——憶與顧方舟并肩戰斗的歲月

提問：當時您是什么時候調任昆明的，主要是負責什么工作？ 

姜述德：我是1960年從北京醫學院藥學系畢業，分配到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生物學研究所工作，這個研究所是1958年建的，主要任務就是研究、生產疫苗。我來的時候正好開始生產疫苗，我就參與了。

提問：您剛來的時候有沒有什么困難？ 

姜述德：剛來的時候醫學生物學研究所在花紅洞。花紅洞離市區很遠，在一個山頭上，交通不方便，生活也不太方便，那種環境還是比較艱苦的。1960年，正是國家自然災害發生的時候，科室生活比較困難。從我們單位花紅洞辦點事還得走到昆明來，路途中還要爬山。 

提問：您第一次認識顧方舟是什么時候？ 

姜述德：是1960年9月份。他那會兒是負責人。 

提問：您跟顧方舟的工作生活接觸最密切的工作內容是什么？

姜述德：我們所里有一個《醫學生物治療選編》雜志，內部辦的。雜志內容有國際上和國內的一些進展情況，還有綜述。他都是親自給我修改。比如說我做了文摘，從專業上還有英語語法上，他都會親自幫我修改，這個對我幫助很大。因為要掌握前沿的東西，那個年代雖然說是沒有現在這么重視科技，但是畢竟是做科研的人，離不開探索。他積累知識，不斷思考怎么用到工作實踐中。這點對我幫助是很大的，在學術造詣上，他是我的榜樣。而且在外語翻譯和發音方面都對我有幫助。

提問：顧方舟的哪些工作是您最難忘的？ 

姜述德：我覺得他在科學思維上有創新性。當時有兩種疫苗，一種是活疫苗，一種是滅活疫苗。這兩種疫苗中，活疫苗不太安全，美國自己做出來的活疫苗自己都不用，而是拿蘇聯來試驗這個疫苗。蘇聯做了大規模的實驗，活疫苗得到了肯定后，美國才開始用，直到六一年才正式用活疫苗。顧方舟帶領幾個專家到蘇聯學習以后，根據考察結果，他覺得不能做滅活疫苗。活疫苗適合我們的國情，而且活疫苗的效果確實是非常好。價格又便宜。正是因為這個決定，我們國家生產活疫苗的時間才這么短。

提問：他是什么樣的工作狀態？

姜述德：他是比較活躍的。他每次開會的時候，講話都往大家的心里去講。他比較切合實際，語言表達能力很強，所以大家對此印象很深。他有創新精神，勇于思考，這是建立在他學識上的見解，要有這種見解他必須得通曉這個情況，而且可以進行整合分析。另外一方面，我覺得他有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國家把這個任務交給他，他是個領頭人，有前瞻性的，能做決策的，以身作則的領頭人。帶著一幫人在昆明做這個工作，就是為了千百萬兒童的健康事業做貢獻。當時的條件是比較艱苦的，無論是工作條件，還是生活條件，都是艱苦的。在這種艱苦的情況下，沒有很強的責任心，沒有使命感的話，來調動一批人，是不可能去那么快把疫苗做出來。 

提問：顧老對后輩一般是什么態度，您剛說的幫您批改一些文獻，有沒有其他的？ 

姜述德：對我來說，正是因為他對我國預防和消滅脊髓灰質炎有很強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影響了我。我是學藥的。疫苗也屬于我研究的大范圍，這個工作我也要一直地堅持做下去。在我們單位，從事小兒麻痹疫苗研究，可以說我是時間最長的。從1960年，一直到去年5月份我才回來。從1960年一直到2014年，五十四年我一直做這個工作。除了我，還有我的學生，一直也做這個工作，我們所里最近有一個產品，脊髓灰質炎滅活疫苗，現在已經被國家正式審批了。正是起源于我從1960年開始從事這個研究，一直做到去年。而且現在雖然不在一線了，但有一些事情我還是非常關心的，學生還會來咨詢我。1983年去澳大利亞，我就開始在國際上首先做這個疫苗，滅活的。1988年我去荷蘭也是做這個東西，我提出大家來協作。一直到了2000年，國家在云南省正式立項了。我們得到國家重大課題項目的支持多了，我的學生也在繼續做，一直到把這個產品做出來。我熱愛這個工作，這和責任感、使命感是聯系在一起的。顧方舟對我影響是很大的。

（本文節選自顧方舟采集小組采訪姜述德實錄，姜述德系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