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了多個心臟病領域的“中國第一”和“世界第一”，有中國科學院院士、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心臟病研究專家之一等重量級“名頭”加身，但葛均波最近一次被公眾廣泛認識，卻是因為在上海飛往美國芝加哥的航班上救治了一位美國乘客。雖然他笑稱這是“赤腳醫生”的活兒，不過，“做個好醫生”本就是他幾十年未變的職業理想。
該出手時就出手醫者也有俠士之心
一個周末的時間，葛均波從上海飛到長沙，又經武漢、杭州、泰安回來，這樣的節奏對他來說是常事。因為要保證科研、教學、門診、臨床及手術的時間，他需要把密集的講課、學術
會議等內容安排在周末。甚至有時在途中一覺醒來，會“糊里糊涂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好在，他十分自信于自己的身體素質：“每年體檢，除了近視和腰間盤突出，啥病也沒有。” 由于有大量時間“在路上”，葛均波也練成了一上飛機、火車就能睡著的“絕活兒”———曾經有一次飛意大利，他在飛機上一覺睡了9個小時。也因此，他有極大概率遇到廣播召喚醫生幫助的情況。
今年春季，葛均波乘坐上海飛往美國芝加哥的航班去參加2016年美國心臟病學年會。起飛4小時左右后，一位70多歲的美國乘客突發房顫合并心衰，出現胸悶、出冷汗等癥狀。聽到廣播中尋求心臟科醫生幫助的消息，葛均波迅速來到患者身邊。由于飛機上的聽診器、血壓計均無法使用，葛均波只能憑他的臨床經驗進行評估救治。經查體和詢問病史后，他首先給患者吸氧，并利用飛機上僅有的硝酸甘油酯類藥物擴張患者血管。隨后又協調乘務人員，將患者從經濟艙移至商務艙，以便患者可以平臥，增加回心血量。此后，葛均波每隔2、3小時為患者檢查評估病情，最終保證了患者的安全，也讓航班得以順利抵達目的地。 類似的情況，在葛均波身上發生過多次。而臨時客串“赤腳醫生”，其壓力也未必比上手術臺更小：“在飛機、火車上沒有專業的醫護人員，假如你具備一定的醫療知識的話，遇到這種突發情況，救人是義無反顧的。但你必須掌握豐富的知識，因為你的一個錯誤決定可能會對病人的生命造成威脅，還可能會決定飛機的迫降。在這一過程中，要承擔一定的風險。”
葛均波一直喜歡武俠小說，金庸系列他幾乎爛熟于心，“我覺得自己比較像蕭峰”，他說。也許是因為有著山東人的爽快和熱心腸，從小便立志從醫的葛均波也有一顆俠義之心，用他的話說：“路上看到有人打架受欺負，就忍不住想上去幫忙。”
“想當一個好醫生”讓每個病人得到最好照顧
十幾歲時，葛均波不小心摔斷了胳膊。經過醫院的
診斷和治療，拆了石膏后卻一直處于手能動、但胳膊不能動的狀態。母親一度為此擔心不已：“這么小就落了個殘疾，長大了恐怕連媳婦都娶不到。”后來偶然中聽說了一位老中醫，于是母親帶著葛均波坐了8個小時的汽車到縣城求醫。這位醫生查看后，給了一碗藥，再一推，把脫位的地方復位，胳膊便恢復了功能。這“神奇”的一幕在葛均波心里埋下了最初的種子：“好醫生能治別人治不好的病，我以后也要這樣。”
當個好醫生，是葛均波自少年時期的志愿，而在真正走上求醫之路后，他也更加明白，“好醫生”和普通醫生的差別，不僅體現在醫術上，也體現在心術上。讀大學的時候，葛均波曾以通訊員的身份給《中國醫學生》投稿，呼吁發起“假如我是病人”的活動。讓每位醫護工作者通過角色換位，來體會患者及家屬的心情和對醫生的期待。從醫幾十年，在葛均波的記憶中，自己從未與患者及其家屬吵過架，而做到這一點，他只有一個辦法：把每一個病人當親人對待，讓每個病人都得到最好的照顧。
2010年，葛均波收治了一名年僅10歲的先天性心臟病患者小杰。為孩子進行微創介入手術的過程中，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難題：由于小杰的身體發育情況差，其體內的血管并沒有長到10歲孩子的正常水平，即使用最小的導管進入，尺寸還是太大。無奈之下，手術只好終止。但葛均波并沒有至此放棄，他隨后立即聯系了國內所有的導管生產廠家，結果卻發現，沒有一家生產兒童適用的導管。后又經過多方打聽，終于了解到日本有特制的導管，他便專程飛往日本定制導管。有了特制的導管，小杰的第二次手術進行得非常成功。然而，高昂的醫療費讓這個來自農村的家庭無力負擔。葛均波又與公司多次溝通，日本的導管公司和支架公司被感動，決定不收取任何費用。在葛均波的帶動下，中山醫院心內科的醫生們也都紛紛為小杰捐款。
從當年那個懷有行醫濟世之心的醫學生，到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無論在哪個階段，葛均波最珍視的身份都是“醫生”：“我只有一雙手，看不好所有的病。但我能做到的就是對自己和學生們嚴格要求，不管有多高的成就，都要一直照著一個好醫生的標準去做。”
國產支架從無到有再“從有到無”
1999年4月25日，葛均波正式結束了自己在德國長達10年的學習、工作經歷，舉家回國。同時帶回的，是一手世界最新冠心病介入診治的“絕活”———在那時，國內的心血管介入研究才剛剛起步。
然而，這項令患者的生命通道得以打通重建的新技術，在應用中卻遇到了大難題：當時“洋支架”一統天下，一個進口藥物支架要4萬多元。患者用不起，縱有新技術也難以普及。于是，葛均波將藥物支架國產化列入了自己臨床研究的課題之一，并在2005年領銜研制出“新型可降解涂層冠脈藥物洗脫支架”，用可降解材料取代了以前的不銹鋼網狀支架，不僅成本更低，也更適用于中國人體格。并且這種新型支架單個售價降至1萬多元，初步估算，每年可為患者和國家省下醫療費用支出高達12億元。2013年9月5日，葛均波完成了國內首例完全可降解聚乳酸國產支架的心臟植入手術。植入后3年間，該支架會被人體完全吸收，而病人的冠狀動脈將恢復彈性，履行其輸送血液的使命，這意味著我國冠心病介入治療的“第四次革命”到來。
“國際上現在更倡導修復血管的治療理念，一般而言，堵塞的血管在經支架支撐3個月后，其自愈力就能幫助恢復血管的彈性，而永久植入的支架卻再也無法取出，第四代可降解藥物洗脫支架有望取代現有的藥物支架。”對于團隊的這項研究成果，葛均波依然給出了一個武俠式的解讀：“武學的最高境界是‘手中無劍而心中有劍’，那么支架的最高境界就是沒有支架。”
關心治病更關注防病醫學應從“下游”走到“上游”
每年9月的最后一個星期日是世界心臟日，其目的是為了在世界范圍內宣傳有關心臟健康的知識，并讓公眾認識到生命需要健康的心臟。今年的9月25日，外灘幾大建筑齊齊為此亮燈，葛均波格外關注這一“強勢宣傳”。
“剛回國的時候，我們科室每年做80多例的心臟介入手術，現在這個數字已經變成了5000多例，技術不斷進步、病床成倍增加，病人卻越看越多，冠心病死亡率直線上升。所以我一直在想，要提高公眾對于心血管危險因素的認識，增強危險因素的控制意識。因為面對疾病最好的辦法永遠是防病而不是治病。”通過政府、媒體、社會力量，讓科學健康的防病措施和生活方式普及開來，是這些年里葛均波最關注的事情之一。
曾經有位同行告訴葛均波，自己的父親寧愿相信廣告里的
保健品、偏方，也不愿聽取他這個醫生的專業建議。這讓葛均波更加深感疾病預防科普的重要和艱巨，“什么時候大家愿意來聽我們說話，而不是訴諸偏方，這個目標就進了一大步”。
所謂“上醫治未病”。在葛均波看來，醫院治病是在“下游”，而為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醫學應該走到“上游”。為此，作為政協委員，葛均波多次提交疾病預防相關的提案，并長期呼吁在國家層面更大范圍地擴大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危險因素篩查與干預的廣度、深度。“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習近平主席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的這句話，葛均波深以為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