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一周中，我遍訪新加坡各地，與政策制定者、醫生和病人進行了一輪又一輪的會面，他們每個人都迅速地表達了各自對該國醫療保健系統的看法。
盡管新加坡以非凡的經濟成就著稱，但一些根本性問題依然困擾著這個國家，比如收入不平等，在醫療資源的如何合理利用和分配上過于苛刻，以及政府資助的醫療衛生資源微不足道等等。
就在上周，一位政策專家拋出這樣一種觀點：新加坡依然是一個“擁有第一世界的經濟，第三世界的醫療保健體系”的國家。經歷了這些會面之后，我很難不產生出一個疑問：新加坡在醫療保健方面的經驗應該給予中國哪些啟示？
過去幾天中，無論是政策制定者還是醫療從業者，我見到的這些人都會迅速地指出新加坡醫療保健系統面臨的許多制約，這都跟該國缺乏訓練有素的護士直接相關。
無論新加坡找到哪一種最契合其需要的醫療保健模式，這個國家都無法有效地控制醫療費用或及時地提供醫療服務，除非它能夠顯著提高可供使用的護士數量。
就提供醫療保健服務而言，不管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新興經濟體中，護士都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隨著醫療技術的不斷發展，在提供醫療服務時，護士已經能夠扮演一個更加積極，參與性更高的角色。
在一個國家的醫療保健體系中，能用的護士越多，而醫生越少，那它就越能夠建立起合格且成本效益高的基礎性、亞急性的和長期醫護體系來。
新加坡無法解決這個問題與移民問題密切相關；中國的護士短缺并不是出于這個原因，但沒有足夠多護士這一問題的緊迫性卻同樣嚴峻。
中國政府為解決這個問題所付出的先期努力還不夠：為了避免新加坡的問題，中國需要設法讓護士成為一個在文化上具有吸引力，而且能夠掙到體面薪酬的職業。
除了護士短缺之外，新加坡也很難把公共和私營醫療資源恰當地整合在一起。
本周在新加坡碰到的許多私營醫療機構都非常失望地哀嘆道，各種制約因素束縛了他們的手腳，使得他們無法發展出能夠惠及中產階級的醫療模式。
新加坡受人稱道的醫療體系確實存在，它是私營機構大舉投資的結果；然而，對于該國的中產階級來說，這種世界級的醫療基礎設施基本上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正如一位醫療服務提供商所解釋的那樣，新加坡政府渴望維護其在民眾生活中的必要性，這就意味著它非常抵觸能夠引導政府或私人資金流向大眾醫療保健支出的結構性改革。
顯然，并不是每個新加坡人都持有這種憤世嫉俗的觀點，但新加坡政府方面對于政府資金流向公立或私立醫療保健服務的抵觸情緒，依然是一個問題。
與之類似，中國也很難清楚地確定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之間的邊界。中國衛生部知道，它需要一個充滿活力的私營部門，幫助其加強中國中產階級未來所需的醫療保健基礎設施。
衛生部僅僅是承認它希望吸引私人投資進入醫療行業，便已經是種進步了，而新加坡卻一直難以跨出這一步。
新加坡的保健儲蓄計劃（Medisave）和健保雙全計劃（MediShield）曾經被視為允許民眾自我承擔醫療費用的絕佳例證，但這些醫保計劃最近飽受批評，而且其原因值得中國方面注意。
新加坡的這兩項計劃能夠讓個人預留出資金，為自己的醫療花費買單。就民眾可以用錢干什么而言，這些計劃是相當靈活的，但不幸的是，它們被設計成新加坡社會保障制度的主要組成部分。
盡管新加坡已經遏制了傳染性疾病，但非傳染性疾病（心血管疾病，癌癥，糖尿病等）和人口老齡化所造成的雙重壓力卻將自費醫療的局限性暴露無遺。
新加坡將不得不顯著擴充政府提供的醫療服務；與之類似，中國也必須認識到，其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需要一種混合的醫療體系——在這種體系下，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能夠通過政府補貼的機制享受到醫療資源，同時以個人支付機制作為補充和增益。同時容納兩者不應該是一個意外，而應該是中國衛生部有意設計的政策結果。
許多人認為，通過新加坡的現在，可以一窺中國未來的模樣：現代化的城市景觀、清潔的空氣、世界級的體制等等。
但另一方面，新加坡的醫療體系暗示我們，中國的經濟發展在某些方面可能嚴重脫離人民的需要。
不同于這些問題對新加坡這個彈丸之國造成的影響，中國醫療保障的不公正和收入的嚴重不平等所帶來的問題，很可能會威脅到這個全球經濟僅存的亮點之一的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