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程序不規范
《精神衛生法》強調自愿原則，病人自己決定接不接受治療、什么時候出院，公安、醫療機構如果堅持認為還要繼續治療，有可能涉嫌強制醫療，造成“被精神病”。
云南昆明豐寧社區是一個老舊小區，派出所管轄片區包括汽車站、城中村等地區，人員流動性大，外來人口、無業人口較多。從湖南投奔姐姐的精神病患者小吳就住在這個小區。6年來，他不停地揚言要到幼兒園砍人，派出所每天派民警跟蹤，以防小吳肇禍。去年，派出所把他送回湖南老家，沒多久又來了。今年初再次送回去，兩個月前他又回到昆明。
對于小吳這樣的患者，要不要對其實施強制醫療？誰來把他送到醫院治療？豐寧派出所所長郭俊峰很頭疼。按照《精神衛生法》，已經發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險，可以由公安機關協助醫療機構采取措施對患者實施住院治療。但是該法并沒有明確誰是送醫的執行主體，如果公安機關作為執行主體，精神障礙患者一般也不承認得病，不愿意治療，監護人沒有同意，很可能造成“被精神病”。但是小吳的監護人遠在湖南，如果監護人自己送小吳就醫，就要承擔治療費用，很多監護人因此不同意送患者去住院治療。像小吳這樣的患者屬于國家規定的六類重性精神障礙患者，公安機關又必須對其實施管理。
此外，《精神衛生法》強調自愿原則，病人自己可以決定接不接受治療、什么時候出院。醫療機構如果堅持認為還要繼續住院治療，也需要說服患者和監護人同意，如果得不到同意，就只能讓其簽字后出院。這樣的患者出院后的管理以及責任落實等也并未明確。
“目前啟動強制醫療的程序不規范，標準也不是太明確，比如誰來送醫，醫院怎么收治等等。”云南省公安廳法制總隊副隊長陳智勇說。
“什么情況可以實施強制醫療，我們自己摸索著建立了一套收治流程，對那些經過鑒定，認定是重性精神病患者，或者犯罪未遂、有明確危害他人行為指向性的，對其實施強制醫療。”上海市治安總隊隊長單雪偉說，即便如此，對一些患者仍感到棘手，比如流浪乞討的精神病患者，其住院辦理主體不明確，一些涉嫌非暴力刑事案件犯罪的精神病患者，收治仍面臨程序不明確。
單雪偉建議，出臺強制醫療實施辦法，明確收治過程中的各方責任主體，明確住院辦理主體，民政負責甄別身份，公安負責直接送患者到醫院，衛生指導醫院救治。
強制醫療的費用應根據患者身份來解決。如果患者身份不明、沒有參加醫保等，公安送醫時很可能面臨醫院無法收治的情況。
在豐寧社區，有一名疑似精神病患者，幾次去寺廟砍人，派出所派出六七名民警，終于制服了這名患者，強制送去精神病院。但該患者家里收入低，付不起醫療費用，醫院不收治。為了不讓患者繼續肇禍，派出所民警自籌2000多元，讓患者住進了醫院。
一般來說，強制醫療的費用根據患者身份來解決。如果是民政救助對象，由民政給予救助費用；如果參加新農合、醫保，則由醫保報銷，重性患者還有一些民政醫療救助金。有關法律并沒有規定強制醫療的費用出處，如果患者身份不明、沒有參加醫保等，公安送醫時很可能面臨醫院無法收治的情況。
“由‘110’民警救助送入醫院治療的精神障礙患者，目前沒有一個規范性政策依據，導致治療、費用、出院及其他問題，比如危重癥患者轉院簽署醫療文書、死亡善后工作等，處理時難度大。”昆明市精神病院院長李幼章說。
“不僅是經費問題，云南省沒有安康醫院，經常送都沒地方送。”郭俊峰說，去年轄區內發生了至少6起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禍案件，這幾名患者不知道該往哪送，成了燙手山芋。有一些救助站救助過的，救助站不再接收。楚雄州公安局負責人也反映，偏遠鄉鎮路邊經常能發現一些疑似精神障礙患者，但是把這些人帶到公安機關不合法，也找不到監護人，無法處理。
“全國只有23家安康醫院，負責接收這些肇事肇禍的強制醫療病人，還有一些省份比如云南沒有專門的機構，造成公安沒法送，民政不接收，衛生管理系統也查不到信息，難以實施管理，缺乏治療的重性精神病患者不利于社會安全穩定。”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巡視員鄧孟春說。
“對肇事肇禍的重性精神障礙患者，需要有一個專門的強制醫療機構來安置。公安、派出所控制了精神障礙患者后，醫院沒有專門的病區安置這些有危險的病人，這個難題就留給了派出所。比如在豐寧派出所，就需要在24小時內由4位民警不斷輪番監視病人，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國家衛生計生委疾控局副局長王斌說。
上海有所安康醫院，在《精神衛生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實施后，其職能轉變為強制醫療所，不再是行政執行單位，成為了司法執行機構，專門收治觸犯刑法后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患者。但是該院面臨的一大問題，是其醫務人員屬于公務員，招進來了醫生，還需要再考公務員資格。由于工作艱苦且收入較低，難以留住人才。
患者權益難保障
住院治療的精神障礙患者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無法親自到法院起訴。違背其意愿將其送入醫療機構的監護人，不可能協助其提起訴訟。
《精神衛生法》重點維護三種不同利益，即病人人身自由等方面的權益、公眾不受病人危害的權益以及病人對自身健康需要的權利。該法還專章規定了一系列“保障措施”，保障醫院在治療、救助精神障礙患者時的獨立性、規范性，有效減少司法機關、行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等人為因素的干擾，以此終結“被精神病”。
單雪偉認為，該法在維護患者合法權益方面仍存在不少難點。“有很多患者的監護人是不愿意承擔監護責任的，他們的角色是缺位的，比如該出院的時候通知監護人，監護人卻說‘病人死了再來找我’，很多強制醫療患者因此出不了院。還有監護人想當然認為患者不具有民事行為能力，房屋動遷、房屋產權交割，都不征求患者的意見。”上海強制醫療所為此和寶山區司法局合作，在所里設立法律援助崗位，幫助患者維護合法權益。
患者趙勇兩年前因病發傷人致死，家人把他送到昆明精神病院，這一住就是2年9個月。一年多前病情穩定了，趙勇很想回家，但是作為法定監護人的父親年事已高，已有80多歲，無法照顧他，兩個哥哥、一個姐姐不敢接他回去，哥哥接手了趙勇原來種的地。“我是想回家的。”趙勇說時不停地咽口水。監護人沒法接他回家，縣里不敢接收，如果接收了還需要納入轄區公安機關和社區的管理范疇，但當地這方面的管理力量較為薄弱。醫院也不敢擅自把他放出去，趙勇的回家之路顯得異常漫長。
《精神衛生法》規定，精神障礙患者認為被侵害其合法權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訴訟。但是，住院治療的精神障礙患者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無法親自到法院起訴；違背其意愿將其送入醫療機構的監護人，不可能協助其提起訴訟；患者難以查閱復印病歷作為訴訟證據，患者依然難以完成訴訟。
上海精神衛生中心黨委副書記、主任醫師謝斌認為，在實際操作中，有意的“被精神病”的現象比較少見，倒是現在一些刑事案件的辦案人員一聽說作案者患過有精神障礙，就送往醫療機構要求辦理住院，沒走司法程序就實施強制醫療。實際上，對于暴力作案的重性精神病患者，按照我國新的刑事訴訟法，應該通過一系列司法程序，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能正常接受訴訟和受審，則正常受審；沒有刑事責任能力的，由法院決定實施強制醫療，一般是就放在安康醫院(或現在的強制醫療所)收治。許多國家是在監獄里開展強制醫療的服務，病情穩定后，該繼續服刑的繼續服刑，該回到社區的在社區接受強制隨訪和門診服務。這既是對強制醫療患者合法權益的一種保護，是對受害者和社會公眾權益的保護，還能更好地利用有限的醫療資源。
延伸閱讀
什么是精神病人強制醫療？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四條規定：實施暴力行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嚴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經法定程序鑒定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有繼續危害社會可能的，可以予以強制醫療。強制醫療的決定機關為人民法院，執行機關為公安機關。具體而言，人民法院負責強制醫療決定書的作出，公安機關負責強制執行。
《精神衛生法》規定，已經發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險的，可以由公安機關協助醫療機構采取措施對患者實施住院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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