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醫保對于創新藥的支付體系仍處于建立的初期,構建創新藥多層次保障體系,一方面要造福人民的健康;另一方面,要避免人民健康在提升過程中造成巨大的財務壓力。我們提出建立全新的醫保的創新藥支付體系,不是要把包袱甩給老百姓,而是要繼續完善醫療保障制度,讓百姓的支出處于合理的承擔界限之內,達到共治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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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29日,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以下簡稱“藥促會”)聯合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藥品研制和開發行業委員會(以下簡稱“RDPAC”)發布《構建中國醫藥創新生態系統(2021-2025)》,并召開記者會。會上,中國藥促會執行會長宋瑞霖與RDPAC執行總裁康韋接受記者提問,并圍繞中國醫藥行業熱點問題進行回應。
進入11月,2021年國家醫保談判即將拉開帷幕。談及如何協調創新藥企的可持續發展和老百姓用藥可及性的問題,宋瑞霖表示,近5年來,我國醫藥創新產業迅速崛起,發展勢頭強勁,逐步形成以患者需求為核心,以臨床為導向的藥物研發新格局。相對而言,我國的醫保對于創新藥的支付體系尚處于建立的初期階段,如何保證醫保談判的源頭長流,構建創新藥支付體系,提高保障水平,仍是待解的問題。
“不能因為目前的資金不夠,就去降低藥品的臨床價值。”宋瑞霖表示,從中國創新態勢的變化和經濟社會的發展來看,單純的依靠現有的醫保體系來支撐中國創新藥發展并不樂觀。根據我國2018年處方藥市場銷售數據,專利藥占中國藥品市場金額的9%。目前歐美國家專利藥占藥品市場金額的比例已經達到40%以上。如何建立新的創新藥醫保支付體系,宋瑞霖認為,“開源節流”才能把臨床價值和支付能力分開,一方面,以臨床價值為基礎,確定藥品的價格;另一方面,醫保部門要量力而行,根據醫保的支付能力確定醫保的支付標準。同時讓全社會和產業鏈各個利益方加入,建立以臨床價值為核心的藥品研發、申報、審評、使用、準入體系,一把尺子量到底。
康韋結合國際經驗提出了一種思路。她表示,在我國,2016-2020年,上市創新藥有一半未被納入醫保。在2020年的醫保談判中,超過30%的談判候選藥未能進入醫保目錄,這無疑是患者的損失。她提出,國外許多國家的商保產品包含補充保險和高端保險兩種。其中,前者指向基本醫保中不能報銷或者報銷比例很小的部分,與基本醫療保險形成很好的補充;后者則可以指向單人病房等高端醫療服務。未來這兩種保險在中國的醫藥業態中都會有發展空間。
發布會上,有記者提問,如何看待目前國內藥企在靶點研發過程中所存在的“扎堆”情況。對此,宋瑞霖認為,創新扎堆的現象,在國際藥物發展歷史中也出現過,我們要強調源頭創新,首先在研究體系上進行完善,為藥物發現提供更適合源頭創新的土壤。
此外,宋瑞霖還指出,中國醫藥創新仍在“爬坡”階段,大量新生的Biotech公司還是非常需要CRO(研發外包組織)的專業指導,臨床設計和數據統計等方面的服務。所以,藥企自建臨床團隊和CRO之間是相輔相成的,只是企業在不同的階段出現了不同的需求。
“像百濟神州、恒瑞醫藥這類已經從Biotech轉化為Biopharma的企業,他們自建臨床團隊,擁有CRO的臨床研發能力是非常正常的,這對CRO行業實際上不會有太大的影響。”宋瑞霖表示。
康韋認為,從跨國企業的經驗看,源頭創新可能需要十幾年甚至數十年的投入,但藥物研發模式可以是合作式的。例如新冠疫情中大放異彩的mRNA技術,其實是一名匈牙利生物化學家的研究成果。這意味著,企業研發的最早期靶點,也可以是從外部科學家引進,通過臨床試驗再轉化到臨床上。
“對于源頭創新,科學家的探索精神是最重要的。現在中國對于新靶點的探索已經在路上,但可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幾代人的努力實現。”康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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