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懷孕期間過量飲酒會傷害胎兒，但是，評估產前適量飲酒造成的影響是比較困難的，因為選擇飲酒的準媽媽可能會在系統上與不飲酒的準媽媽有所不同。本專欄呈現了最近的一項調查，該調查表明，母體對酒精新陳代謝基因的遺傳性變形與孕期酒精暴露呈負相關的關系，與產前飲酒相關的任何背景特征也無關。用此遺傳性變形作為工具變量，作者發現，孕期酒精暴露對兒童的教育成就上產生強烈的負面效應。
美國公共衛生部首先于1981年發表了一份關于懷孕期間飲酒的報告，該報告注意到產前酒精消耗與兒童先天性缺陷之間的關系（美國公共衛生部辦公室，1981年）。懷孕期間過度飲酒所產生的有害作用目前可謂眾所周知—它可能會導致被稱為胎兒酒精譜系障礙的心理和生理缺陷模式。然而，少量到適量的飲酒所產出的影響并不具有說服力，因為，在何種水平的酒精暴露對胎兒是有毒的這一問題上，大家并沒有達成共識。
大多數國家，包括美國，建議女性在懷孕期間放棄飲酒。其它一些國家，比如英國，建議女性在懷孕的前三個月不要飲酒，如果她們選擇去飲酒，每周或每兩周的飲用量最好不要超過1到2杯，因為“沒有證據表明這么低水平的飲用量會對未出生的嬰兒產生危害”（國立衛生研究所與臨床卓越2008）。這些自相矛盾的建議是從觀測研究酒精暴露與兒童發展的相關性中的不一致的調查結果得來的，包括生理和心理健康，認知性與非認知性結果（綜述，請參見，Gray and Henderson 2006，Polygenis et al. 1998）。
調查難點
評估產前酒精消耗所產生的影響的主要難點在于，飲酒是一種選擇。像這樣，選擇飲酒的準媽媽可能會在系統上與不飲酒的準媽媽有所不同。確實，一些研究顯示，在酒精消耗上呈現出社會性正梯度。學歷越高的女性越一般有可能飲酒（參見Cutler and Lleras-Muney 2010），或在懷孕期間飲酒（美國疾病控制盒預防，2011；von Hinke Kessler Scholder et al. 2014）
這個所選的問題清晰地表明了對飲酒媽媽的孩子與不飲酒媽媽的孩子的結果做簡單對比的難度。此外，這些準媽媽可能在其他未被（研究員）注意到的地方有所不同，我們不能通過簡單地控制一組背景因素，就假定這代表所有相關的混雜變量。而且，由于設計一個隨機的對比試驗是不道德的，我們必須依靠可供選擇的方法來評估和確定產前酒精暴露所帶來的短期影響和長期影響。
我們在這里要討論的是，已經使用這種替代方法來確定這些影響的一些研究的調查結果。一些研究調查了在出生時不同結果所產生的影響，如出生體重，具有低出生體重或早產的可能性，以及胎兒的生長。他們的研究設計試圖通過以下方法來考慮相關的混雜因素：
比較那些在子宮中不同程度暴露于酒精的兄弟姐妹的出生結果(Wüst 2010)；
探索美國各州隨著時間的變化導致的最小法定飲酒年齡的變化，及此變化對孕婦飲酒消耗的影響（Fertig and Watson 2009, Barreca and Page 2012）；以及
調查國家級酒精稅、產前飲酒與嬰兒健康之間的關系（Zhang 2010）。
除了Barreca and Page (2012)這個例外，他們發現產前酒精暴露會對孩子的出生結果產生負面效應。
關于對之后生活的影響，尼爾森（2008）研究了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瑞典的酒精政策試驗，在此試驗中，通過允許雜貨店賣高度數的啤酒，瑞典兩個縣的酒精可得性得以增加。該政策導致了實驗區域酒精消耗量的急劇增加，尤其是年輕人，這些年輕人在試驗之前根本就不能購買酒精。他發現，在政策試驗實施之前懷孕的孩子與周圍的同齡人相比，存在低學歷，低勞動力市場成果以及低認知能力的問題；而這些政策實驗過程中孕育出生在不太穩定的家庭。
新研究以遺傳學為基礎：孟德爾隨機化
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我們利用了遺傳標記是隨機分配的這一事實，并使用經過仔細驗證的、與減少的酒精攝入相關的（母體）遺傳性變形，來評估其對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受教育程度的影響（von Hinke Kessler Scholder et al. 2014）。這個方法又被稱為“孟德爾隨機化”（Davey Smith and Ebrahim 2003; 另請參閱Lewis et al. 2012 and Zuccolo et al. 2013）。我們證實了之前的研究成果--母體對酒精新陳代謝基因(ADH1B)的遺傳性變形與孕期酒精暴露呈負相關的關系，與產前飲酒相關的任何背景特征也無關。用此遺傳性變形作為“工具變量”，我們發現，孕期酒精暴露對兒童的教育成就上產生強烈的負面效應。
結論
總之，在懷孕期間飲酒的準媽媽可能在系統上與不飲酒（用可察覺的方式和不可察覺的方式）的準媽媽有所不同，試圖解釋這一事實的研究更傾向于發現產前酒精暴露對兒童有害。由于隨機實驗顯然是不道德的、不可行的，這些研究??在促進我們對產前酒精暴露對兒童以后的生活發展的影響的認識和理解是至關重要的。因此，我們鼓勵更進一步的研究，來更詳細地探討這些影響，將這些分析應用到在不同的環境和不同的數據源。
參考文獻
Barreca, A and E Page (2012),《一品脫酒精換一英鎊？重新評估最小飲酒年齡法與出生結果的關系》，杜蘭大學經濟工作論文1220。
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2011），《孕期飲酒仍是一個問題》，9月13日。
Cutler, D and A Lleras-Muney (2010)，《理解教育所造成的健康行為的差異》，健康經濟學日報, 29: 1–28。
Davey Smith, G and S Ebrahim (2003).《“孟德爾隨機化”：遺傳病流行學有助于了解疾病的決定因素嗎？》，國際流行病學雜志32: 1–22。
Fertig, A and T Watson (2009)，《最小飲酒年齡法與嬰兒健康結果》，健康經濟學日報，28: 737–747。
Von Hinke Kessler Scholder, S, G Wehby, S Lewis, and L Zuccolo (2014)，《子宮內的酒精暴露與孩子的學業成就》，國家經濟研究局工作論文19839，經濟學雜志即將刊登。
Gray, R and J Henderson (2006)，《評論產前酒精暴露對胎兒的影響》，向衛生部匯報，國際圍產期流行病單位。
Lewis, Sarah J, Luisa Zuccolo, George Davey Smith, John Macleod, Santiago Rodriguez, Elizabeth S Draper, Margaret Barrow, Rosa Alati, Kapil Sayal, Susan Ring, Jean Golding, and Ron Gray (2012)，《胎兒酒精暴露與8歲時的IQ：證據來自基于人群的出生隊列研究》，公共科學圖書館期刊，7(11): e49407。
國家衛生研究院和臨床卓越(2008)，《健康孕婦的日常產前保健》，國家衛生研究院的指導信息62，三月。
Nilsson, P (2008)，《每日一品脫的酒精會影響你的孩子的薪水嗎？產前酒精暴露對成人后成果的影響》，Cemmap工作論文22/08。
美國公共衛生部辦公室(1981)，《公共衛生部關于酒精與懷孕的公告》，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藥物公告，11: 9–10。
Polygenis, D, S Wartona, C Malmberg, N Sherman, D Kennedy, G Koren, and T R Einarson (1998)，《孕期適量的酒精消耗與胎兒畸形的發病率：薈萃分析》，神經毒理學與畸形學，20(1): 61–67。
Wüst, M (2010)，《煙草和酒精消耗對分娩結果產生的影響》，奧爾胡斯大學商學院，經濟系工作論文10-05。
Zhang, N (2010)，《酒精稅與分娩結果》，國際環境研究與公共健康雜志。7: 1901–1912。
Zuccolo, Luisa, Sarah J Lewis, George Davey Smith, Kapil Sayal, Elizabeth S Draper, Robert Fraser, Margaret Barrow, Rosa Alati, Sue Ring, John Macleod, Jean Golding, Jon Heron, and Ron Gray (2013)，《產前酒精暴露與后代認知能力和校內表現：一個‘孟德爾隨機化’的自然實驗》，國際流行病學雜志，42: 1358–13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