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興未艾的醫療產業似乎成了一個“圍城”——國務院《關于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13］40號文）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再次鼓勵社會資本進入醫療健康產業，但是已經投資這一領域的部分資本卻感覺被“套牢”。上海市衛生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金春林透露，在為國家衛計委有關課題而去蘇、浙兩省進行的調研中，多位投資人表示出騎虎難下的無奈。“出臺了那么多文件，社會資本辦醫還是沒有發展起來”，金說。
衛生政策上海圓桌會議2013年度的最后一期，也聚焦于社會資本辦醫這個主題。與會者在肯定了未來五年是投資“窗口期”的同時，一致呼吁希望改變醫師身份管制等政策，給予非公醫療機構國民待遇。
民營醫院遭遇人才困境
金春林在發言中開門見山：公立和民營根本不可能公平競爭。公立醫療機構的土地、房子和設備都是國家的，每年還有政府給予專項經費等。舉例來說，上海規模最大的綜合性三甲瑞金醫院，每年財政撥付的運營經費達七八千萬，而民營醫院什么都要靠自己。
重慶黔江民族醫院董事長兼院長張廷滸以自己10來年的辦院經歷表示，民營醫院首先要過的難關就是“人才關”。他介紹，建院之初科主任只能招到主治醫師級別的人才，醫院通過直接去醫學院招聘、再自己培養，才慢慢解決了人才儲備難題。
臺灣聯新國際醫療集團創辦人張煥禎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雖然集團從一開始就是高起點地進入大陸市場，但仍然遭遇到醫療人才缺乏困難：臺灣愿意赴大陸工作的醫務人員數量遠低于金融從業人員，而大陸公立醫療體系的人才也不愿意跳出體制。
“人才不開放，社會資本辦醫永遠辦不好，甚至不會有純粹的社會資本辦醫”，張煥禎說。
上海睿信創業投資合伙人劉明，在回顧他在華潤集團參與公立醫院改制與并購的經歷時，自稱是“徹頭徹尾的失敗者”。他透露，在著名的廣東省高州市人民醫院改制過程中，項目組人員從來不敢用“并購”或者“投資”的字眼，而只說“改制與合作”，惟恐引起醫院人員和社會的反彈。然而在細化到與每一個科主任溝通等大量工作之后，這個項目還是沒有做成。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左學金對此一針見血的指出，除了政策和資源方面的優勢，公立醫院的政治勢力也非常強大。他甚至因此而提出：下一步社會資本辦醫究竟是存量改革，還是只能做增量改革，還是要兩者混合？
“換一任領導就換一個規劃”，某中醫品牌創始人、上海杏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潘學才以親身經歷告誡資本：不建議匆忙進入醫療領域。
優化市場環境
左學金認為，民營醫院要健康發展，還是要克服一些目前存在的市場環境扭曲。比如說醫療服務的價格扭曲，客觀上民營醫院能發展也和政府招標等導致的公立醫療體系的高藥價有關系。
左學金指出，總的說來醫療行業存在政府過度規制的問題。對此原上海市楊浦區衛生局局長金其林表示，楊浦區曾經做過一個公立醫院改制的案例，后來三個月就收回了，因為承擔改制的企業追求利潤，“把賬算得很精”，而公立醫院職工還不能接受這樣的改制。
潘學才認為，種種原因造成民營醫院的誠信問題，不可否認很多資本僅僅沖著利益而去，這就需要政府大力監管。“如果沒有能力監管，建議不要開放社會資本辦醫”。
臺灣聯新國際醫療集團的人士表示，在進入大陸10多年之后，目前遭遇的問題仍然是行業準入的門檻較高，非醫療直接相關的規劃及政策法規影響仍大，跨部門的溝通成本“極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