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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方面的投資，在過去5-10年里非常活躍，增長非?？?。中國的醫藥和生物醫藥行業已經站在世界舞臺中大家能看得到的位置，而且變的越來越重要。究其原因，與國家政策變革、人才回歸有很大關系。

近期，禮來亞洲基金風險合伙人張志民博士、禮來亞洲基金合伙人林亮、晨興創投董事總經理黃璐、方恩醫藥發展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長張丹博士、通和毓承總裁兼創始管理合伙人陳連勇博士在2018第十屆DIA年會上共同探討了中國生物醫藥的機遇、變化與挑戰。

張志民：當初剛開始進入到中國時，醫藥投資大概是什么樣的？作為投資者，如何選擇first in class呢？雖然first in class風險相對比較大，但是回報相對也比較多，怎么來看待這個問題呢？

黃璐：在中國，十幾年前還沒有first in class，如果真的有，這個first in class藥物的靶點在科學上也可能不是特別有效的靶點。

選擇投資靶點藥物還是要看靶點的生物學本身在科學上是不是被充分驗證過？晨興曾經投過一家做PCSK9靶點的公司，在十三、四年前，PCSK9是一個全新的成藥靶點，安進、再生元也剛剛開始著手針對PCSK9的單抗藥物研發。雖然在歐洲的一些家族，幾代人身上都沒有這個基因，他們天生血液里的血脂水平可以低到根本檢測不到，但在有該基因的人體上也獲得了有效的驗證數據。而且有數據表明，他汀類藥物在使用到一定的耐受劑量時可以上調PCSK9，對這一靶點做出補充性的驗證，靶點本身的風險也就不是那么大了。

如果靶點很新，也未必成功。不一定是靶點不好，有可能是化合物不好。通常用一個新的化合物見證一個新的靶點，不是雙重的風險，而是遠遠高過雙重的風險，所以要更加謹慎。

林亮：有一句古詩叫做“兩只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其實做創新藥很像一行白鷺上青天，尤其白鷺當中的第一只，是屬于頂著風，往前看很孤獨，一只鳥也沒有，往后看黑黑的一片，壓力很大。

在時間上，目前國內創新藥first in class在市場方面的獨占期或市場份額都在縮小，從原來六、七十年代的十年獨占，到現在的兩年，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企業會評判到底要不要做first in class？

如果把過去所做的first in class做系統的數據分析可以發現，在一個創新藥成功上市之前，已經有近三分之一的同類研究積累和基礎。做first in class的難度是要基于眾多優勢于一身，而且有很好的運氣——不光是自己能成功的運氣，還要別人的失敗。

做創新藥可謂“可遇而不可奢求”，需要有很強的導向，選好靶點后快速跟進，盡量減少時間差距，同時對產品做拓展和挖掘，用更完整的格局來評價。從選擇適應癥到一線、二線、三線治療適合不同的病人，以及一些額外療效、安全性等方面挖掘創新藥的價值，才能脫穎而出。就算不能成為first in class，有很好的產品差異化，也會有很好的市場，因此可以用開放的心理去看待創新藥到底是first in class還是me better或其他。

張丹：十年前，中國的創新藥真的很少，因此這十年的變化尤為巨大。而變化來自于兩點：首先是國家推出的人才政策，特別是“千人計劃”，為國內帶回了一大批成果。粗略統計，國內82個進入臨床和注冊階段的創新藥，一半來自于“千人計劃”人才或者留學回國人員，另一半是國際化公司的項目。第二是中美聯合創新，這兩年增加的非常快，讓人印象非常深刻。

未來，預計還會有更新一波的創新藥臨床項目要進入中國，原因是中國政策的變化。而且很重要的是，國家剛剛宣布的藥品專利鏈接，有條件的專利數據保護，需要在中國進行臨床試驗，鼓勵了更多的新藥研發者早期到中國來。

張志民：去年中國加入ICH，藥品政策的變化非常大。做新藥受到國家政策的影響巨大，所以在進行新的投資或立項時會有更多考慮。所以針對這些政策變化，當下的投資和立項會有哪些變化呢？對現在的first in class、me too、me better究竟還有多少投資和研發的空間？

陳連勇：對中國來講，特別確定的一件事是國家的政策還會變，所以投資人需要關注國家政策，但主要還是從臨床需求來看項目。

其實臨床的需求跟創新藥之間的關系不是一個線性關系。我們現在更加關注的不是一個新的靶點，在投資團隊的基礎上很少有人能夠對一個新的靶點有那么好的理解，所以以腫瘤為例，我們會更加關注腫瘤的免疫治療，給醫生提供一個什么樣的治療方案，以及每個病人情況不同時的用藥選擇。這比發現一個新的靶點容易得多，對臨床應用上意義也非常大。

張丹：從做臨床的角度來看新靶點或者新的聯合治療的成藥性開發，國內有很多優勢。第一、國際上通過ICH形成了一個統一的研發市場，我國在加入ICH后風險可以在多市場中承擔，即把風險分散在全球，相當于進行了分層處理，實際上非常有助于對新藥風險的管控。

另一個特殊的優勢是，國內擁有大量優質的、尚未利用的病人資源。他們不在東海岸，也不在高鐵線上，而是新農合的病人。無論是進行新藥聯合治療，還是做單基因突變等特殊的罕見病研究，這部分病人都是尚未開發的資源。

張志民：如何結合市場和科學來做創新藥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課題，從市場的角度來講，立項很難，而且對于政策的把握也會有很大的影響。以美國銷量最高的藥物立普妥為例，當時立項時已經是同類藥物中的第五個，現在的大公司肯定不可能往前推進的。但該藥物上市兩年后，就成了best in class。現在雖然專利失效，可是市場仍在。

從科學的角度來講，免疫治療最大的案例就是默克keytruda，因為這是一個全新的藥物機理，剛發現時誰也看不懂。直到百時美施貴寶同類藥物的臨床數據出來，keytruda才翻身?，F在已經成為默克的“當家花旦”，多種癌癥治療都是keytruda或者它的聯合用藥。

再比如，孤兒藥在二、三十年前的美國也是很難做的，因為市場特別小，但是后來因為美國新政策的影響，十年內孤兒藥蓬勃發展。5月22日，我國五個部委也聯合公布了第一批罕見病的名單。近期，國家藥監局和衛建委也明確孤兒藥可以直接利用國外的數據進行申報，與去年12月份時的有條件批準又更往前走了一步，未來國內孤兒藥或也將有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