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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監管部門對醫療行業商業賄賂再出重拳。8月21日，國家工商總局官方網站刊出《重點查處醫藥購銷商業賄賂》的文章，國家工商總局有關人士表示，正在全國范圍開展不正當競爭專項治理行動，醫藥購銷、醫療服務中的商業賄賂是重點治理內容，而且商業行賄行為和受賄行為要一并查處。
　　自2013年6月底以來，如葛蘭素史克（GSK）、賽諾菲、諾華等外資醫藥公司，在中國連續傳出涉嫌賄賂的丑聞；同時，如羅氏、優時比、阿斯利康等企業，也傳出被中國監管部門調查的新聞。
　　與此同時，國家衛計委、國家工商總局等部門，也就此問題，頻頻發聲。一時間，包括外資醫藥企業在內的中國醫療行業，成為從政府到普通公眾，都頗為關注的熱點所在。
　　外資制藥企業在華的行業協會——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藥品研制和開發行業委員會（英文簡寫：RDPAC）擁有40家會員企業，包括此次涉入丑聞或傳聞的GSK、賽諾菲、諾華、羅氏、優時比、阿斯利康等公司。
　　記者專訪了RDPAC執行總裁、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卓永清先生。
　　RDPAC對會員是否具備約束力？
　　記者：請問您如何看待，今年6月以來，在中國爆發的“GSK行賄門”事件，包括隨后羅氏、禮來、諾華、阿斯利康等被調查，以及賽諾菲涉嫌向500多位中國醫生不當輸送利益等等這一系列的事件？
　　卓永清：對于這些指控和調查的進展情況，我們在高度關注著。服務于醫生和患者責任重大，RDPAC和我們的會員企業，進行商業活動時，也應致力于保持高水平的道德規范。
　　作為協會，我們希望所有成員保持合規中所描述的高水平的道德標準，并嚴格遵守各項法律法規。
　　記者：RDPAC，是否也會參與對這些公司、這些事件的調查？
　　卓永清：協會是沒有對會員公司進行具體調查的職能，但是對于違反了《RDPAC藥品推廣行為準則》的行為，我們也有一定的處理程序。
　　記者：能否簡單介紹一下這個《RDPAC藥品推廣行為準則》，是否所有的會員都必須遵守？
　　卓永清：是的，都需要遵守。早在2002年，RDPAC的前身，就制定了《藥品推廣行為準則》；2006年，我們在國際藥品制造商協會聯合會（IFPMA）的支持與指導下，修改了行業的推廣行為準則，又于2010年、2012年，分別進行了修改，現行的是2012年的版本。
　　（記者注，《RDPAC藥品推廣行為準則》部分規定摘錄：會員公司不得向醫療衛生專業人士提供現金或者現金替代物（如：禮品券），也不得向其提供用于個人目的的禮品（如：體育或娛樂項目的入場券，電子產品等）。與推廣行為的區別：所有對人體進行的科學研究均須有正當的科學目的。對人體進行的科學研究，包括臨床試驗和觀察性試驗，均不得成為隱藏或掩飾的藥品推廣活動。）
　　記者：對于違反這些規定，協會如何處置？
　　卓永清：RDPAC的會員公司，有責任處理并矯正違反準則的行為。作為協會，我們也接受來自會員公司且符合相關程序要求的投訴。一旦確定有違反這些準則的行為發生，我們會盡快使違反行為得到糾正。
　　記者：能否舉例說明？
　　卓永清：我們的會員公司之間，是彼此監督的。如果甲公司發現乙公司，在藥品推廣中，存在問題，那么就會向乙公司的管理層反映，并要求改正。如果雙方能夠順利地解決問題，那這事就可以“劃一個段落”。如果不行，那么協會就會參與進來。
　　當然，主要還是靠行業自律。
　　記者：但這種方式、自律是否缺乏強制約束力？
　　卓永清：我可以舉一個例子，此事發生在菲律賓。某一家國際醫藥公司，被發現違反了當地的藥品推廣準則，另外一家公司向它提醒之后沒有得到一個好的效果，于是向當地的協會進行反映。協會對違反規則的公司提出警示，這家公司還是置之不理，協會就向這家公司的全球總部進行投訴。最后，總部將那家公司在菲律賓的負責人，予以撤換。
　　記者：對于醫藥代表個人呢，RDPAC是否也有約束？
　　卓永清：RDPAC于2003年立項，并在2007年于會員公司內全面開展了“醫藥代表專業培訓”項目。這個項目，與在英國和日本開展的醫藥代表培訓項目相似，內容包括對會員公司醫藥代表的職業道德、基礎醫學、藥學專業知識等等。培訓之后，還有考試。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培訓了46000多人次的醫藥代表。
　　記者：是否所有會員企業的醫藥代表都必須經過你們的培訓，且通過考試？
　　卓永清：參加培訓是必須的。我們現在的要求是，一個新入行的醫藥代表，在入行之后半年到一年之內，要通過我們的培訓考試。有些公司，也做出了強制性的要求，如果不能通過考試，就不能當醫藥代表。
　　中國新藥上市比歐美滯后5-8年
　　記者：最近連續不斷的爆出外資醫藥公司“丑聞”，是否會擔心出現“妖魔化”外資藥企的趨勢？
　　卓永清：的確有這方面的擔心。不過，我們的上級單位，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的領導，特別希望我們轉告各個會員公司，那就是中國政府仍然一如既然地重視外資企業在中國所起的積極作用，政府鼓勵投資的政策沒有改變，對外商投資的基本政策也沒有改變。所有在中國進行合法經營的企業，都是享受著公平的待遇。
　　同時，我們也看到了國家衛計委新聞發言人的類似表態，這些舉措，并非專門針對外資制藥企業。
　　記者：外資藥企自己怎么看呢？會不會影響他們在中國投資和開展其他業務的信心？
　　卓永清：我們一些會員公司的總經理，最近不時就會接到來自全球總部的“關懷的電話”，問到底還要不要在中國繼續投資，工廠是不是要繼續擴大，研發中心還要不要建，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
　　這些企業的總部確實是非常擔心的，因為他們并不了解中國政府的真實意向是什么。他們獲得信息的常用渠道，就是看國際媒體對這些事件的報道。
　　有些國際媒體的報道，有時并不全面或者不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比如有些報道，將這些事件的調查，與國家發改委的藥品生產成本調查，進行“聯系”。但實際上，成本調查，發改委每年都在做。
　　記者：這些事件，是否會影響外資藥企將更多的創新藥，引進中國市場呢？
　　卓永清：這倒不會。作為研發型的醫藥企業來說，將更多中國民眾需要的新藥早日引入中國市場，是企業的實現自我價值并保持增長的根本因素之一。盡管不排除個別企業會受事件的影響，將步子放慢一點，但這個大的趨勢和目標不會改變。
　　盡管外資藥企和患者都希望將新藥盡快引進中國內地市場，但是受制于中國的藥品注冊審批制度和資源配置的狀況，同一種新藥的上市時間大大落后于歐美。
　　我們做過統計，平均而言，單純注冊就要落后4-5年；再經過藥品招標、醫保目錄等程序，正式全面上市，要滯后5-8年。
　　記者：事件對于外資藥品的銷量呢，也包括對醫生處方的影響呢？
　　卓永清：這需要用數據說話，現在很難直接評估。當然，就整體而言，短期內可能會有一些影響。
　　但如果將醫藥公司的“名聲”與藥品的信譽，直接掛鉤，可能對病人來說，并不是好事。對患者而言，最重要的還是要通過安全有效的藥品把病治好。
　　必須解決醫院的籌資問題
　　記者：類似醫藥企業與醫院、醫生間的“灰色行為”，甚至是涉嫌犯罪的行為，在國外，或者說在中國的港澳臺地區，是否也存在或存在過呢？主要原因是什么？
　　卓永清：三十多年前我剛從事醫藥行業時，臺灣的情況也與目前中國大陸有相似之處。那時臺灣公立醫院的醫生也存在收紅包補貼生活的現象；或者，白天在公立醫院看病，同時對病人說，晚上你到我的私人診所來吧——我們叫這做“月光診所”，醫生通過這樣的方式，增加收入。醫院里，就是管住院的，也收紅包，因為病床是他可以支配的資源。
　　這些問題，究其原因，很重要的就是，公立醫院政府投入太少，補償不到位，醫護人員的待遇太低。
　　中國大陸也是如此，公立醫院從政府得到的財政撥款，往往只占總收入的百分之十，還有百分之四五十得靠賣藥，百分之二三十靠做各種醫療檢查。醫生呢？名義上的平均工資，就是政府給的工資，每年也就是五萬多元，不到六萬元。這與他們所受的教育經歷、教育投入，以及工作時間和精力投入，是不相匹配的。
　　我想，這可能是產生這么多問題的根本原因吧。
　　記者：國家衛計委新聞發言人在今年8月9日，對這些問題也有個表態，并開出了相應的“藥方”，您如何評價？
　　卓永清：如果能夠逐步理順醫療服務價格體系，合理體現醫務人員的勞動，建立有效激勵約束機制，就可以為規范醫療行為構建一個良好的環境基礎推動力。同時還有一個關鍵點——那就是必須解決醫院的籌資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藥品費用在整個醫療費用中的占比問題。現在國家衛生行政部門要求將藥品費用占比，控制在整個醫療費用的40%以下，但是不同的病種，不同的科室，情況差別是非常大的。有的外科小手術，藥價占比本來就很低；有的內科，如高血壓，藥價支出就是大頭，這怎么控制在40%呢？
　　藥價占比偏高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在于醫療服務價格的偏低，與先進國家和鄰近地區相比較，中國的醫療專業人員的服務機構和正式收入相對是偏低的。因此需要合理調整醫療服務價格，體現醫療服務勞動的價值。
　　所以說，藥品費用控制不能搞“一刀切”。單純在藥品費用上做文章，也無助于解決中國醫改深層次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