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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硅谷到東海岸，從美國到中國，從創業型生物科技公司到跨國藥企（輝瑞、阿斯利康），再到全球醫藥研發服務平臺公司藥明康德，近20年一直從事新藥研發，藥明康德COO楊青在談到這個問題時相當興奮。

楊青博士淺談新藥研發目前在中國市場的意義

對于中國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而言，生物醫藥產業的意義尤為顯著。對于旨在建設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上海而言，生物醫藥更是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理想和現實總有差距：目前，中國對全球醫藥創新的總體貢獻小于5%（中國工程院院士桑國衛語），百強藥企主營收入才相當于美國輝瑞一家。

誠然，中國的新藥研發有很多問題，找到這些問題并積極改進，正是這個產業的希望所在。作為全球最大的醫藥市場之一，中國的生物醫藥有無可能復制互聯網產業大放異彩甚至彎道超車的輝煌？這個夢想是可以有的。

1對藥品審批改革和CMO試點充滿期待

新華網：中國已提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上海正在建設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生物醫藥在其中有怎樣的機會？

楊青博士：說到創新驅動發展和科創中心建設，藥明康德和我本人都覺得這是一個特別好的機會，主要有三個觀點：

第一，生物醫藥無論研發、臨床還是制造，都應該是全球科創中心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因為它代表了最先進的技術，也代表了一個朝陽產業，而且和全國人民的健康需要、“健康中國”發展戰略結合在一起。

第二，上海多年來在生物醫藥領域里有非常好的積蓄，不僅是人才的培養，還有硬件軟件的配套和各種研發設施，都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環境。（附：上海集聚了上海光源、國家蛋白質中心等一批科學基礎設施，以及中科院上海藥物所、中國醫藥工業研究總院等“國字頭”研發機構）

第三，藥明康德創立于上海，一直都是上海、中國乃至全球創新生態系統的一部分。我們也主動請纓，希望為上海的科創中心建設和國家的新藥研發做出貢獻。

新華網：新藥研發和政策導向密切相關。過去一年，中國啟動了藥品審評審批改革和CMO試點，你們有哪些感受？公司有哪些具體措施和布局？

楊青博士：國家的藥品審評審批制度改革非常及時，對整個行業有促進作用。我有機會代表公司參加國家食藥監總局組織的行業座談會。我對這項改革充滿期待，希望它能持續推進下去。

從藥明康德的角度來說，公司的愿景是打造一個開放式、一體化的藥物研發生產平臺，幫助任何人、任何公司，哪怕只有一個想法，也能讓夢想變為現實，把新藥推向市場、送到病人手里。

藥品審評審批改革帶來的一些變化，我們已經感受到了。比如監管部門近期對藥品臨床試驗數據的真實性和準確性進行了一系列稽查，這對提供高質量生物分析服務以及臨床試驗外包服務的專業公司是一個利好消息。

談到藥品上市許可人制度，這也是我們關注的重點。從CRO（研發外包）到CMO（生產外包），從前端的研發平臺到后端的生產平臺，是一個自然的延伸。目前，藥明康德在江蘇常州投資了1億美元的化學藥生產廠，在江蘇無錫投資了1.5億美元建設全球最大的基于一次性生物反應器的生產設施，專門生產生物藥包括單抗藥物，此外我們在美國的費城也投資構建全球領先的細胞和基因治療合同生產設施。

2服務國內醫藥創新企業，造福國內患者

新華網：作為全球醫藥研發服務平臺公司，藥明康德給國內公眾的印象是比較“高冷”，你們服務很多進入世界500強的跨國藥企，但在國內的知名度不是特別高？隨著中國加快新藥研發步伐，在拓展國內業務方面是不是迎來一個比較好的時機？

楊青博士：在國內知道我們的還不夠多，這主要有以上幾個原因：一是我們服務很多跨國公司，在國際生物醫藥界可以說非常有名。藥明康德的英文名是WuXiAppTec，公司總部在上海，最早注冊地是無錫，海外的一些客戶飛到上海浦東機場說”我想去WuXi”，然后就有被拉到無錫市的風險。

二是和行業特性有關。我們工作的性質是研發外包服務，要把事業做大，必須特別嚴守客戶的商業機密和知識產權。其實藥明康德的平臺上出了很多新藥，前段時間美國默沙東公司有一個抗丙肝的新藥Zepatier被美國FDA批準，這個新藥的一部分工作是在藥明康德平臺上進行的，國內的科學家全程參與。

當然我們看到了國內新藥研發環境的改善，非常愿意服務國內的醫藥創新企業。尤其是去年藥明康德以33億美元的總價在美國私有化并退市以來，我們開始通過微信、微博等在國內不斷宣傳我們的技術能力。

去年年終的時候我有一個總結，闡述我們今后的發展方向：一是藥明康德要擁抱并且探索建立全球最尖端的醫藥研發技術，包括基因診斷、細胞基因治療、基因編輯以及一些高端創新藥物的研發、生產等。二是發力中國的大健康產業，通過我們的平臺連接人與健康，讓尖端的技術能為國內的患者和老百姓所用。三是繼續將一體化、開放式的研發生產技術能力平臺做大做強，包括上面提到的產能投資。

新華網：談到為國內的醫藥創新企業服務，新藥研發的國別和人種差異大嗎，有沒有針對中國患者的特殊治療需求的？

楊青博士：有些疾病是有很大差別的，分別反映在疾病的生物學層面、流行病學和醫療系統上。我各舉一個例子，一是阿斯利康研發的肺癌用藥易瑞沙。非小細胞肺癌有一個突變叫做表皮生長因子受體突變，白人這個突變率非常低，但亞洲人要比白人高好幾倍，這說明了為什么全球最早的針對該突變的靶向治療藥物先在亞洲上市使用，尤其是中國和日本。二是在流行病學方面，有些疾病比如乙肝病毒攜帶者，在亞洲要比別的地方多很多，還有胃癌也比較多，可能是因為飲食或其他方面的原因。三是每個國家的醫療制度和資金投入不一樣，對同一種疾病的診斷治療標準也不一樣，某些藥物在中國的醫療環境下可能有它獨特的價值。

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提高新藥研發水平不僅推動醫藥產業發展，更關系到本國人民的健康福祉。希望國家可以加快藥品審評審批的進程，進程加快了，病人能及時吃到新藥好藥，投資人也愿意加大投資，這是一個良性循環。

3中國的新藥研發環境領跑新興國家，但政策細節需不斷改進

新華網：整體上看，你怎么評價當前中國的新藥研發環境以及發展前景？

楊青博士：對于這一點，我和前同事在《自然》雜志發表過一篇綜述。那篇文章比較了11個新興市場國家的生物醫藥創新生態系統，最后把中國、韓國和以色列定義為未來創新者。我們一致認為，中國的新藥研發環境和美國及西方國家相比還有一定差距，但在新興市場國家里絕對是領先的，無論是在資金的充足程度以及生態系統的發育程度都是如此。

為什么有這個論斷？實際上藥明康德的高速成長（從2000年的4名員工到目前的逾10000名員工，2015年營業收入預計8億美元左右）就是有力證明。美國和西方也有醫藥研發外包行業，但他們的外包服務是從后端往前端走，也就是說我們海外競爭者的業務大都來自臨床試驗。以藥明康德為首的中國企業比較獨到的一點，是從產業鏈的前端往后端走，從實驗室到工廠再到臨床醫院，這樣的平臺只在中國有。這給客戶帶來了巨大的價值，實際上重構了整個產業鏈。

有些人把我們比喻成生物醫藥界的亞馬遜，自從亞馬遜推出了云服務后，互聯網創業變得十分簡單，你可以把后端的存儲和計算都委托給亞馬遜，自己只進行產品開發，這樣極大地降低了創業的門檻。我覺得藥明康德在全球生物醫藥產業鏈上也起了類似的作用，這跟國家的“雙創”政策是非常吻合的。

比如，美國有一家致力于研究罕見病的生物技術公司，僅有兩名全職員工和一名兼職員工。公司創始人設計了一系列實驗，由藥明康德在十八個月內完成。鑒于實驗所獲得的數據，這家創業公司以1.3億美元的價格被其他公司并購。

當然，“獨木不成林”。創新生態系統的形成需要很多公司包括友商在一起，產生互補的服務和業務。雖然這個生態系統可以服務全球，但畢竟我們講中文，絕大多數研發生產設施都在長三角以及武漢、天津等。對于中國的生物醫藥創業者來說，他們不需要跨時區，也不需要經過很長的距離就可以使用這些平臺，這是一個獨特的優勢。

新華網：如果用一句話定義中國新藥研發所處的階段，你會怎么說？

楊青博士：中國新藥研發的創新生態系統經過十多年的發育變得日益豐富，今后五到十年內加以好的政策引導，必將對生物醫藥產業的騰飛起到促進作用，現在可以說是“騰飛前夜”。

新華網：談到政策引導，你個人有什么建議？

楊青博士：大的方向上，政府的改革是對路的，我談談一些具體的細節。生物醫藥行業是人才密集型行業，包括我在內藥明康德有500多位海外科學家。上海推出的人才新政比如放寬中國“綠卡”的申辦條件對我們非常有用，但細節的執行還可以不斷改進。舉一個非常具體的例子，我現在是沒有淘寶和支付寶賬戶的，因為需要國內身份證。這是切身體會，細節會影響海外人才的網絡體驗和衣食住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