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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第一次恐懼發作是在我29歲的時候，”比安卡•戴伊說，“我感覺世界在旋轉，我沒辦法正常說話。那種恐懼的感覺就像有東西壓在胸口。我開始狂咬。我必須離開工作幾個星期，那感覺實在是太可怕了。我的人生從那一刻改變了，變得很糟糕。”

當時，這位電臺主持人和媒體名人從未向任何人提起過她的恐懼癥狀和隨后確診的焦慮癥。12過去了，現在她已經成為焦慮的一代的海報女郎。

有勇氣把她的情況講出來，意味著她已經找到一群正在增長的支持者，他們被確認帶有這種大部分時間都很焦慮的不安癥狀。

“很難承認自己有這種病，因為人們會看不起我，并覺得我瘋了，”她笑道，“不過現在想想，如果我是瘋子，那么4個人中就會有1個人和我一樣是瘋子。”

戴伊從一開始的拒絕到現在她已經開辦了一個圖片分享頁面《消除焦慮》，為她7000多的粉絲提供鼓舞人心的消息并為那些焦慮癥患者的排憂解難。其中包括艾米•波勒、阿曼達•賽佛里德（她靠喝酒來應付面試）、阿麗安娜•赫芬頓，還有露比•羅斯，她在2013年宣布再次治療自己的心理健康問題。

“如果你在瘋狂的時候沒有一個小伙伴，你周圍的世界將是崩潰的，”代伊說，“我的目標是讓患者減少孤獨感。”

數碼媒體主辦人米婭•費德曼最近也透露，她多年來一直在跟焦慮癥和并發的神經衰弱作斗爭，在她經歷了12天的“嚴重恐懼和焦慮”折磨以后，她把那種感覺描述為“瘋狂的恐懼”。

不久前，焦慮被寫成是過去的擔憂和壓力，患者希望“克服它”。直到1980年版的《精神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第一次出現了“焦慮性障礙”這個詞。

焦慮癥是澳大利亞最常見的精神障礙疾病，每4個澳大利亞人中就有一個患有焦慮癥，主要是女人，她們一生都會遭受焦慮性障礙，現在醫生從業者更容易診斷出一系列起初被忽略的癥狀。

“人們開始愿意談論它，他們更有可能自述報告，”史蒂芬•卡博尼說，他以前是醫生，現在是《走出憂郁》的領頭人，他制定了很多政策、研究和評估。2007年，精神幸福和健康的全國調查表明，焦慮癥患者已經明顯增加。他說，焦慮癥的產生一部分是因為遺傳體質加生物構造，一部分是因為生活經歷和現在的環境。“毫無疑問，人類生活的壓力越來越大，”他說。

《我的焦慮時期》的作者斯科特•斯多賽爾認為，雖然焦慮和抑郁具有“基因易感性”，我們生活的時代并不能幫助改變什么。“我們現在的歷史時刻在某些方面加劇了焦慮的時間，”長期患有焦慮癥的斯多賽爾說。

戴伊相信，她的焦慮癥是遺傳的（“我的父母脾氣都很暴躁”），但更多來自于她的童年，她的父母離婚后，她就輾轉在不同的家庭之間。“我不討厭它，我能感受到愛，”她說，“但我不知道怎么讓自己冷靜下來，除非你長大成人以后給予足夠的重視和解決。”

每個人每時每刻都會經歷“基本”的焦慮和擔憂，但超出正常水平的焦慮表現在很多方面，從失眠和衰弱恐慌到勢不可擋的恐懼。

卡博尼博士說，它變成了一種過度、持久和“喪失能力”的“狀態”。“有很多身體癥狀，如手心出汗、快速呼吸或覺得有可怕的事情會發生的感覺，”他說，“還有退縮和逃避的相關癥狀。”

經濟學家本•特歐博士認為，焦慮癥多發于女性（澳大利亞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在某個時期都會遭受焦慮癥，而男性只有五分之一），因為女性更需要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壓力。但他補充道，女性更傾向于尋求幫助。

卡博尼博士說，女性往往是照顧者，這個角色使她們把更多的重心放在日常生活上。“女性往往對期望很高，并且當事情出錯時，她們習慣責備自己，”他說。

“社會固定的信念和期望是，女性應該負責所有人的幸福，這取決于你自身并且你沒有像照顧其他人那樣把自己照顧好。一旦你有了這種心態，你就會陷入焦慮狀態。”

社會研究員麗貝卡•亨特利進行了“工作媽媽”的研究，是益普索2012年思想和情緒報告的一部分，她對研究對象所說的所能承受焦慮的程度感到驚訝。

“女性覺得她們必須做一切事情，不然世界就停轉了，”亨特利說，“澳洲女性不善于尋求幫助。她們感覺不堪重負，需要愛護自己。一個女人說，‘有時候，我寧愿遭遇一場車禍，不用受很重的傷，但足以到醫院單獨躺上幾天。’”

像克洛伊這樣的焦慮癥患者說，這種癥狀能夠把你打碎。“這個水平，我沒辦法應對，它所有的能量，我不知道先解決哪一個問題。你不知道該怎么處理它。”

“它是一種令人窒息的恐懼，是我生命中最痛苦的經歷，”克里•薩克維爾這樣描述她的兩次嚴重的恐懼癥狀（焦慮癥最常見的癥狀之一）。薩克維爾在題目貼切的《焦慮小書》中記述了她一生與障礙的抗爭：“你的意識被接管，你只能無奈的看著自己被害怕和恐懼吞噬。”

女性中這種無奈的感覺，特別是母親，在我們這個時代非常常見，每個時代都有它們自己的版本就像滾石樂隊所唱的“媽媽的小助手”。簡•奧斯汀的班耐特太太想通過嗅鹽來平靜她的“神經”。我們的母親和祖母曾有“咳嗽和暈倒”的癥狀，在放棄工作帶孩子以后不久，就服用安定應對亨特利所說的“挫敗的野心”。

現在，那些工作的媽媽們壓力太大。“從那些女人無法擁有自己的生活和生活不夠完整的日子開始，女性就開始吃藥來應對完整的生活了，”亨特利說。

當心理學家說，治療的第一步應該是心理治療和咨詢，許多焦慮癥患者都是遵醫囑按時服藥的。其中包括抑郁藥，如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包括百憂解、左洛夏），貝塔受體阻滯藥（應對表現焦慮）和苯二氮卓類，如安定。

Xanax（阿普唑侖）曾經是減輕焦慮的首選藥物，但是去年，精神健康專家應對非法使用和依賴的證據進行了游說，之后它被藥物管理局重新安排列入8號列表（易上癮的藥物）。這就意味著醫生需要很謹慎的使用此藥物。

正如亨特利在2012年的研究中所說，這個藥物對于那些把震驚看作“常態”的女性來說，它是“可接受的藥物”。“一些女性經常把它裝在手提包中并隨時提供它，”她說，“她們認為這是一個有效的應對機制。”

伊麗莎回憶說，這種藥物在她焦慮的時候給她“即時救濟”，并緩解她的情緒痛苦。

“我可以去睡覺，而不是盯著天花板悲傷地思考我的問題，”她說，“那時候沒有機會從痛苦中擺脫，我知道我不正常了，我瘦弱的體質在重壓之下變得更加糟糕。我只想趕走這些傷痛。”

她承認她也害怕阿普唑侖上癮的特性（“我在谷歌查過”），一直認為這是一個短期解決方案。“我除了服藥別無所依，我有時候也需要他們的擁抱。”

特歐博士說，對于焦慮癥患者，“我們需要看看他們底層的精神和心理問題”。

許多精神健康醫生希望：焦慮癥患者把焦點從掩飾障礙的藥物需求轉移到處理障礙本身的需求。

認知行為治療是“比藥物更有效的途徑”，新南威爾士大學精神病學教授加文•安德魯斯說。它可以在幾周內完成，研究證明接受者往往“保持很好”，他說。

卡博尼博士認為，有許多有效的“可獲取技術”可以對抗焦慮：瑜伽、冥想、正念和健康的飲食。

克里•薩克維爾說，對于她來說，特別療法是唯一能夠觸動她，幫助她“了解我焦慮的成因是因為我的童年和我的基因”。

并且比安卡•戴伊通過反復練習冥想，現在已經能夠控制她的焦慮了。“我現在把我的焦慮當成一份禮物，”她說，“它讓我更富有同情心，更善解人意和更有精神。我能說，“有一個焦慮的家伙。他迫使你看到內在的自我，并聽到內心的答案。現在它已經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